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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训与惩罚：校园欺凌的形成逻辑与治理策略

2016年，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发布的《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指出，“校园欺凌”是指发生在学生之间，一方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对另一方实施欺负、侮辱并造成伤害的事件。近年来，不同伤害程度的校园欺凌事件频发。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少年法治教育研究”课题组2020至2022年对3108名未成年学生的调研显示，53.5%的学生遭受过校园欺凌，其严重程度可见一斑。2024年，教育部办公厅印发《中小学校园暴力与学生欺凌防范治理专项行动“十项要求”》的通知以及教育部、公安部、中央网信办发布《学生欺凌防范处置工作指引（试行）》指导校园欺凌治理工作，足见正确认识与有效治理欺凌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探讨权力的历史演化时指出，学校是典型的规训机构，其“规训”方式会对学生身心产生深远影响，而校园欺凌的发生，很大程度上源于各类显性或隐性“权力”的失衡与纵容。基于此，可从“反规训”视角回归教育本质，探索校园欺凌治理策略，以教育引导欺凌者及潜在欺凌者弃恶从善。

一、福柯的规训与惩罚思想

（一）福柯的惩罚思想

福柯认为，在19世纪以前的刑罚制度中，对罪犯实施严厉酷刑及公开酷刑的惩罚方式，“其野蛮程度不亚于，甚至超过犯罪本身”，残暴的惩罚方式可能引发暴力冲突与反抗，迫使司法改革将惩罚转为隐蔽形式一改变惩罚的作用对象，即“曾经降临于肉体的死亡被代之以深入灵魂、思想、意志和欲求的惩罚”{。由此，惩罚目的从“消除罪犯”转变为“消除其危险心态或改造其犯罪倾向”，侧重预防犯罪重演而非单纯惩罚罪行本身。

因此，惩罚应遵循以下原则：一是最少原则，即惩罚造成的伤害大于罪犯从犯罪中获得的利益即可，无须额外增加力度；二是充分想象原则，即尽量扩展惩罚的表象，通过宣传惩罚带来的“痛苦”观念，防正罪行重演；三是侧面效果原则，即应在各种刑罚中选择既能给民众思想造成最持久印象，又对罪犯肉体最不残酷的手段；四是绝对确定原则，即在特定犯罪与特定惩罚间建立牢固对应关系；五是共同真理原则，即惩罚以证据确凿为基础，无证据则视为无罪；六是详尽规定原则，该原则是绝对确定原则的补充，因福柯认为同一种惩罚观念对不同人不会产生同样效果，故需根据每个罪犯实际情况差异化判决[]。

从上述原则可见，权力持有者将“精神\（头脑）作为控制对象，试图通过控制思想征服肉体，体现的是“意识形态权力”的运作机制。当肉体不再是惩罚重心，即惩罚对象被灵魂取代时，对灵魂的规训便得以展开[2]。

（二）福柯的规训思想

福柯认为，古典时代的人将人体视为行使权力的对象和目标，通过实施酷刑及公开酷刑来展示肉体可被驾驭。这种权力具有稳定性，集中于某个人或某群人手中。18世纪以后，“规训设计”发生改变，在控制范围、对象及模式上进行优化，将权力行使“隐藏化”，以降低作用对象的排斥心理。

在控制范围上，不再把肉体视为整体，而是敲零打碎，从运动、姿势、态度、速度等方面加以把握；在控制对象上，也不限于物理形态的肉体，而是拓展至无形的“机制”“效能”等，通过掌握有关机制、效能的话语权实现对肉体的“操练”；正因权力操纵的是隐形的机制、效能等，所以在控制模式上不再具有间隔性，而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持续强制，最终建立一种关系，使人体在变得更有用时也变得更顺从，或者因更顺从而变得更有用[l。此时，权力形态发生转化，开始由某些权势者的私有财产逐步转化为一组确立人们地位和行为方式、影响日常生活的力量[3。

福柯指出，规训通过四种基本方式、三种核心手段和一种机制实现对人肉体和灵魂的双重控制：四种基本方式为空间分配、活动控制、创生的筹划、力量的编排；三种核心手段是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检查；一种机制是全景敞视主义4。具体而言，规训机制以全景敞视主义为核心，通过空间布局和心理威慑，建立起一套从身体控制到思想内化的权力运作体系。

首先是空间分配与层级监视，两者相互配合实现“规训”。学校教室、办公工位等明确的空间划分，不仅是物理分隔，更是为了通过摄像头、巡察制度等监控手段，让每个人都处于“随时可能被观察”的状态。这种无形的监视压力，促使个体遵守规则，在他人监督前就开始自我约束。

其次是活动控制与规范化裁决。课程表、行为规范等标准化管理工具，将时间和行为细化分解，使个体行为变得可量化、可比较。进而通过统一的奖惩制度（如绩效考核、成绩排名），即规范化裁决，放大违规成本，迫使个体主动调整行为以符合规范。

再次是创生的筹划与检查。通过军事化训练、职业技能培训等方式，将标准化行为模式植入个体习惯，并通过定期考核把抽象的“规范接受程度”转化为具体数据。这种持续的检查压力，让个体逐渐将外在规则内化为行为本能。

最后是力量编排与规训内化。借助竞争机制和透明的晋升体系，形成无处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