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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价格管理与物价平衡政策

一、引言：盛世经济的”稳定器”

站在西安城墙遗址上远眺，不难想象一千三百年前长安西市的盛况：波斯商队的驼铃混着胡姬的琵琶声，米行的伙计用木斗量着新舂的粳米，布庄的学徒正将刚染好的蜀锦挂上牌价。这座当时世界最大的都市里，每日流动着来自西域的宝石、江南的丝绸、岭南的香料，商品种类之繁、交易规模之巨，远超此前任何一个朝代。而支撑这种繁荣的，除了四通八达的商路与开放包容的政策，更离不开一套精密运转的价格管理体系——它像一根无形的琴弦，将”市”的喧嚣与”民”的生计调校成和谐的乐章。

二、制度基石：从”市”的规范到”官”的权责

2.1市制体系的成熟化

唐代的市场管理并非空中楼阁，其根基深植于自秦汉以来的”市制”传统。不同于后世自由扩散的街市，唐代城市实行严格的”坊市制”：居民区（坊）与商业区（市）严格分离，长安设东西二市，洛阳有南北西三市，各州治所在的”州城”至少设一市。每座市四周筑墙开闸，日出击鼓三百声开市，日落击钲三百声闭市，这种时间与空间的双重限定，为价格管理提供了物理依托。

市的日常运营由”市令”总领。据《唐六典》记载，长安西市设市令1人（从九品上）、丞2人、录事1人、府3人、史7人、典事14人、价人3人，形成”管理层-执行层-技术层”的完整架构。其中”价人”是专门负责评估物价的技术人员，这在历代官制中实属创举——就像今天的物价评估师，他们需要熟悉各类商品的产地、品质、季节波动规律，甚至要关注边境贸易带来的特殊商品行情。

2.2法律框架的刚性约束

如果说市制是”骨架”，《唐律疏议》中的相关条文则是”筋骨”。在”杂律”篇”市司评物价”条中，明确规定：“诸市司评物价不平者，计所贵贱，坐赃论；入己者，以盗论。”翻译过来就是：市场管理人员如果评估物价不公平，要按照实际差额以”坐赃”罪论处；如果借此中饱私囊，则按盗窃罪加重处罚。这种将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挂钩的规定，在当时世界上堪称先进。

更值得注意的是”三贾均市”原则。《唐六典·太府寺》记载：“凡建标立候，陈肆辨物，以二物（秤、斗）平市，以三贾（上贾、中贾、下贾）均市。”也就是说，每种商品要按质量分为上、中、下三等定价，既防止优质商品被压价坑农，又避免劣质商品哄抬物价。敦煌文书P.3348《唐天宝四载（745年）豆卢军和籴会计牒》中，就详细记录了当地粟米的上、中、下三等价格：“上估斗别叁拾柒文，中估叁拾陆文，下估叁拾伍文”，这种分级定价在基层执行中得到了严格落实。

三、日常调控：从”平准”到”常平”的组合拳

3.1市场监管的”日常课”

清晨的西市，当第一缕阳光照到市楼的测影杆（类似日晷的计时器），市令的属吏们就开始了一天的忙碌。他们的第一项任务是检查”二物五量”——即度量衡工具。唐代规定，斛、斗、升、秤、尺这五种计量工具必须由太府寺统一监制，每年八月由所在州府”平校”（校验）并加盖官印，违者”笞五十”。1970年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的唐代银质”太府寺平秤”，就是这种制度的实物佐证：秤杆上刻有”太府寺平”字样，精确度达到”钱”（一两的十分之一），确保交易时”寸尺斤两，莫不均平”。

对于流动商贩，唐代实行”行头”制度。每个行业（行）推举德高望重的行头，负责登记从业者、监督商品质量、协调价格争议。《长安志》记载西市有”二百二十行”，每行都有自己的”行肆”（店铺区）。比如绢行的行头要定期检查绢帛的幅宽（唐代规定绢宽一尺八寸，布宽二尺五寸），发现”短狭不中量”的，不仅要没收货物，还要”杖六十”。这种”行业自治+官方监管”的模式，既降低了行政成本，又提高了管理效率。

3.2平准署的”蓄水池”功能

在长安太极宫东侧，有一座不太起眼的官署——平准署，它隶属于掌管全国财货的太府寺，却是唐代物价调控的核心机构。《唐六典》载其职责：“掌供官市易之事，凡百司不任用之物，则以时出货；其没官物，亦如之。”简单说，就是通过”贱籴贵粜”调节市场供需：当某种商品供过于求、价格暴跌时，官府出钱收购（籴），防止”谷贱伤农”；当供不应求、价格暴涨时，官府将储备投放市场（粜），平抑物价。

开元年间，平准署的运作达到顶峰。据《通典》记载，开元十三年（725年）山东地区丰收，米价跌至”斗米十三文”，个别州县甚至”斗米五文”。平准署立即启动收购，仅河南道就收储粟米200万石，既稳定了粮价，又充实了仓储。到开元十五年（727年），河北遭遇蝗灾，米价飙升至”斗米二百文”，平准署将此前收储的粮食以”斗米八十文”投放市场，迅速遏制了涨势。这种”以丰补歉”的操作，与战国李悝的”平籴法”一脉相承，却因唐代更庞大的经济规模和更完善的仓储体系，发挥出更大效能。

3.3常平制度的”广覆盖”延伸

如果说平准署主要针对中心城市，“常平仓”则是深入地方的物价稳定网。常平仓始设于汉宣帝时期，唐代将其推广至全国州府。《唐会要》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