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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主体性：翻译过程中的动态平衡艺术

一、译者主体性的理论建构与核心内涵

（一）译者的本质定位与主体范畴

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占据着核心主体的关键地位，他们所承担的任务绝非仅仅是简单机械的语言转换工作，而是一项充满创造性与挑战性的复杂文化工程。从狭义的角度来看，译者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是翻译活动的直接执行者，其个人的语言能力、文化素养、审美观念以及翻译技巧等因素，都将对翻译的质量和效果产生直接而深远的影响。他们需要凭借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敏锐洞察力，深入剖析原文的每一个词汇、每一个句子结构以及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内涵，然后运用目标语将其精准地呈现出来。

从广义层面来考量，译者又与原作者、读者共同构成了一个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翻译主体系统。原作者通过文字将自己的思想、情感和文化背景融入到作品之中，为译者提供了翻译的原始素材；而译者则在理解原文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的转换和再现；读者则是翻译作品的最终接受者，他们的阅读体验和反馈又会反过来影响译者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在这个系统中，译者犹如一座桥梁，连接着原作者和读者，跨越了语言和文化的双重鸿沟，实现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对话。其核心任务在于，深入挖掘原文的精神内核，把握其深层的意义和价值，然后运用恰当的翻译策略和技巧，将其转化为目标语读者能够理解和接受的形式。这种转换并非是简单的语言代码对应，而是一种跨符号的意义传递，需要译者充分考虑到两种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差异，进行灵活的调整和创新。

（二）主体性的三元特征解析

能动性：创造性叛逆的哲学根基

译者的能动性是其主体性的重要体现，它使译者不仅仅是原文的被动传声筒，更是积极的阐释者与重构者。在哲学解释学的视域下，翻译过程被看作是译者视域与原文视域的动态融合。译者并非孤立地理解原文，而是带着自身的文化背景、知识储备、审美趣味等先见进入翻译活动。这些先见构成了译者独特的视域，当译者与原文相遇时，两种视域开始相互碰撞、交融。在霍克斯英译《红楼梦》时，他面临着中西文化巨大的差异。书中的“通灵宝玉”对于中国文化有着独特的象征意义，承载着中国传统的神话、哲学和文化观念。然而，若直接按照字面意思翻译，西方读者很难理解其背后的深刻内涵。霍克斯经过深思熟虑，将其译为“theMagicStone”，“Magic”一词在西方文化中代表着神秘、魔幻的力量，与“通灵”所传达的神秘色彩有一定的契合度。这种文化意象的转换，体现了霍克斯积极主动地去阐释原文，通过自己的审美判断和艺术选择，搭建起中西文化理解的桥梁，使西方读者能够在他们熟悉的文化语境中对“通灵宝玉”这一意象有初步的感知。这一过程中，译者的能动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不是机械地复制原文，而是在尊重原文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的叛逆，赋予了原文在目标语文化中的新生命。

受动性：社会文化语境的隐性制约

权力话语理论揭示了译者受动性的本质，即译者的翻译策略并非完全由个人自由决定，而是受到社会文化语境中多种因素的隐性制约。这些因素包括时代的意识形态、诗学传统以及赞助人制度等。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掀起了苏俄文学翻译潮。当时，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主流意识形态强调革命、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在这种背景下，译者在翻译苏俄文学作品时，普遍采用直译策略。这是因为直译能够最大程度地保留原文中的“革命话语”，如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理想等词汇和概念，使其直接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需求。同时，这种翻译策略也受到当时诗学传统的影响，中国传统诗学注重“信”，即忠实于原文，直译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种诗学观念。此外，赞助人制度也起到了推动作用，政府、出版社等作为赞助人，支持和鼓励这种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翻译方式，以促进苏俄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思想和文化支持。这一时期的翻译实践充分体现了社会文化机制对翻译行为的塑形作用，译者在这种强大的社会文化语境制约下，其主体性表现出明显的受动性。

为我性：翻译目的论的实践导向

目的论强调译者主体性的目标驱动性，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会根据特定的翻译目的来选择翻译策略。翻译目的多种多样，可能是为了促进文化传播，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能够相互了解和欣赏彼此的文化；也可能是为了满足文学交流的需求，丰富目标语文学的创作风格和表现手法；还可能是出于商业需求，如翻译畅销小说以获取经济效益等。以《关雎》的英译本为例，不同的译者为了适应目标语读者的审美习惯，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有的译者采用格律化翻译，精心安排诗句的韵律和节奏，使其符合英语诗歌的格律规范，从而保留了《关雎》原有的诗意美感，这种翻译策略主要服务于文化传播的目的，让西方读者能够领略到中国古典诗歌的独特韵律之美。而有的译者则采用自由体翻译，更加注重突出文本的现代性，以简洁明快的语言表达诗歌的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