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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经甫的故事

白纸赎罪

胡经甫教授晚年颤抖着双手烧毁自己毕生研究资料，

火光中幻觉看到无数冤魂从实验报告里爬出——

他们都是抗战时期被他用假药骗走最后积蓄的同胞，

而真相却是他为了向日军隐瞒重要科研成果科研成果，

被迫伪装成江湖骗子牺牲名誉。

一九六六年，冬。北京。

风像一把钝刀，在窗外呜咽着，刮过光秃秃的枝桠，也刮过糊在窗棂上厚厚的旧报纸缝隙，带进一丝彻骨的寒意。书房里没有开灯，只有，只有壁炉内跳跃的火苗，将幢幢的影子投在四壁高及天花板的书架上，那些沉默的、载满了知识与时间的书籍与笔记，此刻都成了颤动的、扭曲的暗影。

胡经甫坐在壁炉前一张旧藤椅里，身上裹身上裹着一件厚重的棉袍，却仍止不住一阵阵细微的、无法控制的战栗。这战栗一部分源于这间老屋难以抵御的严寒，更大的一部分，则来自他身体的内部，那双摊在膝上的膝上的手，指节粗大变形，皮肤上布满老年斑，正不受控制地微微痉挛着。就是这双手这双手，曾经稳健得能在显微镜下分离最纤细的纤细的神经末梢，能执笔写下数万言严谨的实验报告，如今，它们连端起一杯水都显得力不从心。

他的目光落在脚边那厚厚一摞泛黄的纸张上。那是他一生的心血，《东亚疟疾媒介按蚊生态学及防治新探》，最终的、也是唯一一份完整的手稿。旁边的几个牛皮纸档案袋里，塞满了二十多年来相关的野外观察记录、实验室数据、药物筛选配方……每一张纸上，都浸透了他的岁月，他的思考，他的，他的求证，他的狂喜与挫败。

时候到了。

他缓缓地、极其艰难地弯下腰，枯瘦的手指触碰到那叠手稿最上面最上面的一页。纸质已经有些发脆，带着陈年墨水和时光混合的特殊的特殊气味。他用尽力气，才将那沉重的一摞抱起来，搁在膝头，摩挲了片刻。然后，他俯身，将它们轻轻地、几乎是虔诚地，放入了壁炉跳动的火焰边缘。

火舌先是试探性地舔舐着纸角，卷起一丝焦黑，随即，仿佛认出了这可口的燃料，猛地向上窜了一下，贪婪地将那一沓手稿吞没。橘红色的光芒瞬间明亮起来，映亮了他沟壑纵横的脸，和他那双深那双深陷的、曾洞察微毫的眼睛。眼睛里没有任何情绪，只有一片近乎凝固的沉寂的沉寂，像是结了冰的湖面。

热量扑面而来，驱散了周身的寒气，却也带来了另一种灼烫。在这炽热的、晃动的光影里，他眼前的事物开始扭曲、变形。

起初只是烟雾的缭绕，渐渐地，那升腾的青烟中，似乎浮现出一些模糊的面孔。一张，一张，两张，十张，百张……越来越多，密密麻麻，挤满了整个书房的空间。他们无声无息地从燃烧的书稿里析出，从书架从书架的背后显现，悬浮在半空，静静地凝视着他。

这些都是他认识的脸。

那个额角有块疤的汉子，姓李，是从，是从河南逃难来的，用全家最后的五块大洋，换了他换了他三包号称“专治疟疾，一剂见效”的“神药”。

那个抱着瘦弱婴儿的婴儿的妇人，眼神空洞，她当掉了出嫁时唯一的银簪子，只为求只为求一包能让孩儿退烧的粉末。

那个穿着破旧学生装的青年，青年，把勤工俭学攒下的几张皱巴巴的钞票塞到他手里，手里，眼神里满是求生和对“南洋归国神医”的信任。

还有更多的面孔，焦黄，浮肿，带着高热病人特有的潮红和绝望。男人，女人，女人，老人，孩子……他们穿着褴褛的衣衫，保持着临终前的姿态，有的蜷缩着，有的伸着手，有的张大嘴巴，像是在无声地呐喊。他们的眼睛，无一例外，都死死地盯着他，这个坐在火焰前的老者。

空气中弥漫开一股复杂的味道，不仅仅是纸张燃烧的烟火气，还有若有若无的、属于久远过去的腐败气息——汗臭，草药，草药渣滓的苦涩，贫民窟里的霉味，以及……死亡的味道。

胡经甫闭上了眼睛，但那景象并未消失，反而更加清晰地烙印在他的脑海深处。耳畔也开始也开始出现声音，起初是细碎的嗡鸣，接着是接着是纷乱的脚步声，哭泣声，哀求声，最终汇成一片模糊不清、却又无比尖锐的控诉浪潮，冲击着他早已千疮百孔的神经。

他知道他们会来的。这些年，他们从未真正离开过。

时间逆流，回溯到一九四二年的上海。

沦陷后的孤岛，繁华与糜烂并存，挣扎与麻木交织。空气里永远飘着梅雨季洗不净的潮湿霉味，以及更浓重的、属于恐惧和不确定的气息。日本宪兵队的皮鞋踏在柏油路面上的声音，像是敲在每个市民心头的丧钟。

位于公共租界边缘的一栋不起眼的三层小楼里，气氛比外面湿冷的空气还要凝重几分。这里对外挂着“华南动植物标本研究所”的牌子，实际上，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秘密设立的一个生物学研究站点，负责人正是胡经甫。他那时年富力强，是国内首屈一指的昆虫学家、药理学家，肩负着一项绝密使命——利用上海相对完善（尽管也已残破）的实验条件，加速研发针对日军在东南亚战场广泛使用的抗疟药物的替代方案，并寻找更有效的蚊媒控制方法。日军的奎宁供应线受到盟军封锁，他们也急于寻找新的抗疟途径，对任何相关研究都虎视眈眈。

胡经甫的团队，已经在一种本土植物提取物的复合应用上取得了关键性突破。数据初步显示，其对于特定疟原虫株系的抑制效果，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