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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股东信息披露违法相关主体的责任认定

（一）控股股东的信息披露披违法情形

在行政领域，2019年《证券法》修订后控股股东成为常态化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新法增加了控股股东的“组织”行为以及“隐瞒”行为作为承担行政责任的情形，扩大了控股股东信息披露违法行为承担行政责任的范围。而在刑事领域中，2020年发布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作为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犯罪主体，并将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组织、指使、隐瞒的行为明确规定为本罪的实行行为，与《证券法》中信息披露违法的责任主体和违法行为相对应。控股股东的信息披露违法情形具体包括：

1.控股股东直接实施信息披露违法违规

控股股东通过控制权能够对公司的行为产生重大影响，或者实际上支配公司重大决策，比如实践中控股股东控制公司印章和信息披露渠道，绕开股东大会、董事会等法定机构，直接以公司名义实施披露虚假信息行为的情形。

2.控股股东组织、指使实施信息披露违法违规

“组织、指使”行为本质上是控股股东滥用控制权，通过对公司日常事务和重要决策拥有的巨大影响力实施信息披露违法行为。比如控股股东利用更换董事的权力对董事会施加影响，通过与董监高等经营管理者的关系隐居“幕后”进行控制，利用上下级关系或者附属关系对信息披露违法事项做出教唆、授意、威胁、强迫等行为，在具体违法犯罪行为中起到组织、领导、策划、指挥等作用。被组织、指使的对象往往是对信息披露的具体事项有决策权或监督管理权的人，如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

3.控股股东隐瞒相关事项导致信息披露违法违规

“隐瞒”行为构成违法的前提是控股股东具有披露某种重要信息的法定义务，这里主要包含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控股股东隐瞒自身应当披露的重要信息导致公司披露虚假信息，比如控股股东隐瞒实际控制人的身份导致公司披露的信息中存在虚假记载，对公司股权进行大宗交易买卖、抵押未如实披露交易和抵押信息等等；第二种情形是控股股东利用对公司的控制权，隐瞒其掌握的足以对公司决策造成重大影响的关键信息，导致公司违规披露或者不披露重要信息，比如控股股东隐瞒关联关系导致控股的公司之间发生关联交易未如实披露。

（二）控股股东的信息披露违法责任

控股股东组织、指使上市公司从事信息披露违法行为，或者故意隐瞒应当披露的信息，导致上市公司未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或者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应当承担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法律责任。对于控股股东的责任认定，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1）控股股东没有实际参与信息披露违法行为，没有组织、指使、隐瞒的行为，则无需承担信息披露违法责任，即使公司构成行政违法或者刑事犯罪，也不应追究控股股东的责任；

（2）控股股东同时担任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控制权和支配地位实施或者组织、指使实施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则追究其作为控股股东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法律责任；

（3）控股股东同时兼任公司董监高，利用的是作为董监高的经营管理权而非控制权，则作为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

（4）控股股东同时兼任公司董监高，在信息披露违法行为中同时利用控制权和经营管理权，应当分别就其具体违法行为是基于董监高身份还是控股股东身份作出处罚；

（5）控股股东并未在公司中担任具体职务，通过利用对董事会和公司重大决策的影响力，授意、指挥、主导董监高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实施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则追究其作为控股股东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法律责任。

需要注意的是，《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控股股东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新增条款是提示性、注意性规定而非法律拟制，具体责任需要基于刑法共同犯罪理论并根据控股股东在犯罪活动中的身份和作用予以认定。《证券法》第197条分别针对“控股股东”与“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信息披露违法责任规定了不同的罚款幅度，因此，以何种身份承担行政违法责任关系到具体责任认定以及处罚结果。

（三）董监高的信息披露违法责任

根据《证券法》、《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应当保证公司及时、公平地披露相关信息，并对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不得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在控股股东组织、指使或者隐瞒相关事项导致信息披露违法违规的案件中，董监高以“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被处罚的情形包括：

（1）董监高是信息披露违法事项的直接主管人员，所涉信息披露事项在董监高的职责管辖范围内，或者有其他证据证明董监高接受控股股东的授意、指示实施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则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其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法律责任；

（2）所涉信息披露事项在董监高的职责范围内，但董监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