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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违规收受红包礼金不正当收益行为的讨论发言

同志们：

今天我们聚焦“违规收受红包礼金及不正当收益行为”展开专题讨论，既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的具体行动，也是对全体干部的一次警示提醒。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持续深化正风肃纪，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但从各级纪委监委通报的案例看，违规收送红包礼金问题仍时有发生，且呈现隐蔽化、复杂化趋势。这类问题看似“小打小闹”，实则是腐败滋生的温床，是侵蚀政治生态的“慢性病”，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一、认清现实：违规收送红包礼金问题的“变”与“不变”

当前，违规收送红包礼金行为已从“明目张胆”转向“暗度陈仓”，手段更隐蔽、形式更多样，但本质上仍是权钱交易的“遮羞布”。

从“显性”向“隐性”演变。过去常见的现金红包、购物卡等“硬通货”，如今逐渐被电子红包、虚拟货币、消费券替代。比如，有的干部通过微信“转账代付”“拼手气红包”收受好处，有的借助电商平台“代付购物”“邮寄特产”变相收钱，更有甚者利用“区块链”“数字藏品”等新技术手段转移利益。这些行为表面上披着“人情往来”“礼尚往来”的外衣，实则是“精准围猎”与“权力寻租”的交易。

从“直接”向“间接”渗透。部分干部为规避监管，不再亲自收受，而是通过配偶、子女、亲属等“身边人”代收，或者由管理服务对象向其指定的第三方账户转账。某省纪委通报的案例中，某单位负责人长期让企业主为其子女支付留学费用、购买奢侈品，表面上“零现金交易”，实则是“权力变现”的升级版本。更有甚者，将收礼行为与“借款”“投资”“合作”绑定，比如以“低息借款”“干股分红”为名收受好处，企图用民事法律关系掩盖违纪本质。

从“偶发”向“常态”蔓延。一些干部从最初的“拒礼”到“收小礼”，再到“收大礼”，逐渐形成“不收白不收”的错误认知。某基层干部在忏悔书中写道：“第一次收2000元红包时，心里还发慌；后来收5000元觉得‘正常’，再到收几万元‘习以为常’。”这种“温水煮青蛙”式的堕落，最终让他们滑向违法犯罪的深渊。数据显示，近三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违规收送礼品礼金问题中，初次违纪时间在5年以上的占比超过30%，说明“破窗效应”一旦形成，问题就会持续发酵。

二、深挖根源：为何“小问题”会酿成“大祸害”

违规收送红包礼金看似是“小节”，实则是理想信念滑坡、制度约束失效、文化观念错位共同作用的结果。

思想防线失守是“总开关”问题。部分干部把“收礼”与“关系好”划等号，把“拒礼”与“不合群”画对立，根本原因是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化。有的认为“别人都收，我不收就吃亏”，有的觉得“都是熟人，不会出事”，还有的把权力当“私产”，认为“帮了忙收点礼是应该的”。某县交通局原局长在庭审中坦言：“我把工程审批权当成了‘摇钱树’，觉得企业赚了钱，分我一点是‘合理回报’。”这种“权力私有”的错误观念，让他们彻底丧失了对纪律的敬畏。

制度执行“宽松软”是“助推器”。一方面，对“八小时外”监督存在盲区。干部的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缺乏有效监管，有的干部与管理服务对象“称兄道弟”，甚至长期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这些“温情攻势”最终演变为利益输送。另一方面，财务审计、个人事项报告等制度落实不到位。有的单位对大额资金流动、异常消费记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的干部对配偶子女经商办企业、房产车辆等事项“漏报瞒报”，给违规收礼留下了操作空间。

“人情社会”的错误认知是“文化土壤”。我国是传统礼仪之邦，但“礼”的本意是情感表达，而非利益交换。然而，一些人将“礼尚往来”异化为“权礼交易”，把“办事要送礼”当成“潜规则”。企业主为了“办事方便”主动“进贡”，干部为了“维护关系”被动“收礼”，双方形成“默契”。这种错误观念不仅污染了社会风气，更让一些干部在“人情”的幌子下，逐渐突破纪律底线。

三、标本兼治：以“零容忍”态度斩断“围猎”与“被围猎”链条

治理违规收送红包礼金问题，必须坚持“三不腐”一体推进，既要猛药去疴治“标”，更要固本培元治“本”。

强化“不敢腐”的震慑，让违纪者付出沉重代价。要坚持“严”的主基调不动摇，对违规收送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搞“下不为例”。特别是对党的十九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顶风违纪的，要从严从重处理。同时，要加大通报曝光力度，通过召开警示教育会、编印忏悔录、拍摄警示片等方式，用“身边事”警醒“身边人”。某省纪委近期通报的“某街道办主任收受管理服务对象红包礼金案”中，当事人不仅被开除党籍、公职，其违纪细节还被制作成警示片在全省播放，形成了强大震慑。

扎紧“不能腐”的笼子，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聚焦权力运行的关键环节，完善制度、堵塞漏洞。一要规范权力边界。明确干部职责清单、负面清单，特别是对审批、监管、执法等“高风险”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