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违规收送红包礼金的提醒谈话提纲.docxVIP

关于违规收送红包礼金的提醒谈话提纲

同志们，今天我们进行这次谈话，主要是围绕违规收送红包礼金问题开展提醒。这不是一次简单的例行谈话，而是组织基于对当前全面从严治党形势的精准把握，基于对大家政治前途、个人成长的关心爱护所作出的安排。希望大家能静下心来，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既从思想上重视起来，更从行动上警醒起来。

首先，我们需要共同认清当前违规收送红包礼金问题的严峻性和复杂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命担当推进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中央八项规定堤坝持续加固，“四风”问题得到根本遏制。但从近年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通报的情况看，违规收送红包礼金问题仍然是易发多发的“常见病”“多发病”，甚至在一些领域呈现“隐性变异”特征。有的借传统节日、婚丧嫁娶之机“曲线送礼”，表面上是“人情往来”，实际上是“权力寻租”；有的将“线下”转到“线上”，通过电子红包、购物卡、虚拟货币等方式输送利益，手段更隐蔽、查处难度更大；有的“小恩小惠”长期积累，从“一顿饭、一条烟”开始，逐渐演变成“大额现金、贵重物品”的权钱交易。这些问题看似“小节”，实则是腐败滋生的温床。据统计，近年来查处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中，超过60%的案件涉及违规收送红包礼金问题，且多数是从“收一条烟、拿两瓶酒”开始，一步步滑向腐败深渊。这充分说明，违规收送红包礼金绝不是“小事小节”，而是关系党员干部政治生命、关系党和政府形象的“大是大非”问题。

接下来，我们具体分析这类问题的常见表现形式，大家对照看看是否存在类似情况。第一种是“节日走访型”。每到春节、中秋、国庆等传统节日，个别干部家里就成了“礼品中转站”，有的企业主、管理服务对象以“看望”“问候”为名，带着红包、购物卡上门，美其名曰“联络感情”，实际上是为今后办事“铺路子”。第二种是“婚丧嫁娶型”。子女结婚、老人去世、乔迁新居等人生节点，本是正常的人情往来，但个别干部借这些机会大操大办，违规收受管理服务对象、下属的红包礼金，甚至通过“分批办、异地办”等方式规避监督。第三种是“生病住院型”。干部生病住院本应是组织和同事关心照顾的时候，但有的人为了拉近关系，借探病之机送上“慰问红包”，金额从几千到几万不等，表面是“关心”，实则是“投资”。第四种是“子女升学型”。孩子考上大学、出国留学，本是家庭喜事，但个别干部接受管理服务对象以“祝贺”为名赠送的礼金，甚至主动暗示“需要帮忙”，把子女升学变成了“敛财契机”。第五种是“项目审批型”。在工程招标、资金拨付、资质审批等关键环节，个别干部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企业主的“好处费”，美其名曰“辛苦费”，实际上是权钱交易的“明码标价”。第六种是“职务调整型”。干部职务晋升、岗位调整时，个别人为了“进步”，向领导干部送红包礼金“跑官要官”；有的领导干部则利用手中的“人事权”，收受下属的“感谢费”，搞“买官卖官”。此外，还有通过“微信转账”“支付宝代付”“消费卡充值”等电子手段收送的新型方式，更具隐蔽性和迷惑性。这些行为，无论是“明送”还是“暗送”，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本质上都是公权私用、以权谋私，都是违反党的纪律和规矩的行为。

我们再深入剖析这些问题的严重危害。从个人层面看，违规收送红包礼金是党员干部腐化堕落的“第一步”。一旦收受了第一笔红包，就会产生“第一次”的侥幸心理，之后“第二次”“第三次”就会变得“理所当然”，最终陷入“收礼—办事—再收礼”的恶性循环，一步步走向违纪违法的深渊。近年来被查处的领导干部，在忏悔录中几乎都提到“第一次收礼时的忐忑”，但最终都没能守住“第一次”，导致“一步错、步步错”。从家庭层面看，违规收送红包礼金会破坏家庭和谐、败坏家风。有的干部收礼后，家属不仅不提醒制止，反而参与其中，甚至主动索要，形成“全家腐”；有的干部因收礼被查处，导致家庭破裂、子女蒙羞，原本幸福的家庭支离破碎。从组织层面看，违规收送红包礼金会破坏政治生态、损害党的形象。这种行为助长了“跑官要官”“送礼办事”的不良风气，让踏实干事的干部寒心，让投机取巧的人得利，严重破坏了公平公正的用人环境和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从社会层面看，违规收送红包礼金会加剧群众不满、损害党群关系。群众最痛恨的就是干部“拿好处、不办事”或者“拿好处、乱办事”，这种行为直接损害群众的切身利益，让群众对干部失去信任，对党组织失去信心，严重影响党的执政基础。

现在，我们必须明确纪律“红线”，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八条规定：“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消费卡和有价证券、股权、其他金融产品等财物，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第九十条规定：“向从事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