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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纪学习教育读书班集中研讨发言材料

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新修订文本摊在案头，逐字逐句对照旧版，我首先被“两个维护”写进总则第一条的鲜明态度所震撼。以往文件里它多半出现在序言或附则，如今被提到开篇，意味着纪律建设不再只是事后惩戒，而是与党的政治建设同频共振，成为管党治党的第一道闸门。读书班三天封闭学习，我给自己定了“三个一”小目标：把条文读厚、把案例读薄、把自己读醒。夜里十一点，教学楼走廊的灯一盏盏熄灭，我还在翻《条例》释义，突然意识到，纪律条文不是冷冰冰的“紧箍咒”，而是组织给每名党员发放的“防坠器”——悬崖边上，它先一步拽住你。这个比喻让我对“纪法分开、纪严于法”有了体感：法律是行为底线，纪律是政治生命线，生命线必须高于底线，才能防止党员从“破纪”滑向“违法”。

回到支部，我把这个体会讲给年轻同志听，他们反问：既然纪律更严，会不会束缚改革创新？我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把大家带到市档案馆，翻出1998年本地国企改制的原始会议纪要。当时企业濒临破产，班子决定“破三铁”，但程序瑕疵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三名班子成员后来因违反工作纪律被撤职。档案里夹着一张褪色的工资条，那位被撤职的厂长当年月工资四百八十六元，他写给组织的检查里有一句话：“如果当时有人提醒我‘三重一大’必须上会，我宁愿少睡三天，也不愿用余生后悔。”血淋淋的教训让年轻人沉默。我趁热打铁：纪律不是创新的绊脚石，而是防止创新列车脱轨的“自动制动阀”。我们随后梳理了支部近三年推动的十二项改革，逐条对照《条例》关于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的条款，发现其中两项采购流程存在“先实施后补标”风险，立即叫停并重新招标，避免潜在损失三百余万元。大家这才真切感到，纪律审查前置，反而为改革赢得了时间和空间。

研讨中，有同志提出“一把手”监督难题。我分享了自己在县里任纪委书记时的一次“险棋”。当时县委主要领导插手工程项目，表面看只是“打招呼”，实则暗藏利益输送。我们按照《条例》第五十五条“党员领导干部违反有关规定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进行初核，却遭遇前所未有的阻力：财政、审计、住建部门同时“掉链子”，举报人也突然改口。夜里两点，我独自坐在办公室，把《条例》翻到“对违反政治纪律行为的处分”那一章，用红笔在“搞团团伙伙”旁边重重画了一道。第二天，我绕过本地圈子，直接请市审计局异地交叉审计，同时把线索同步报给省纪委对口室。三个月后，该案被认定为“小圈子”干预工程项目典型，涉案金额两千三百万元，县委书记被移送司法。结案那天，我在笔记本上写了一句话：纪律审查不是“找茬”，而是替党“清障”，替群众“守门”。这个案子让我深刻体会到，《条例》赋予纪检干部“尚方宝剑”，但“剑”能否挥得动，关键看持剑人有没有“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决绝。

读书班分组讨论时，我们模拟了一次“走读式”谈话。场景设定：某镇副镇长A某，在乡村振兴项目中收受老板B某五万元，但A某本人是业务骨干，群众口碑不错，镇里重点项目离不开他。谈话方案怎么设计？有人主张“开门见山”，直接点明问题；有人建议“政策攻心”，先讲“四种形态”。我扮演审查人员，采用“纪法情理”四维递进：先递上一杯热茶，用同志式口吻肯定他修路打井的政绩，再拿出《条例》第三十三条“主动交代本人应当受到党纪处分的问题，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分”，给他看同类型案件量刑对比表，让他自己算清“五万元”与“后半生”的性价比；接着出示B某笔录，让他知道组织已掌握证据；最后转达其老父亲写来的信：“你小时候家里穷，是党供你读大学，今天你要是昧了良心，我死后都没脸见祖宗。”四十分钟谈话，A某痛哭流涕，当场签字背书，第二天上午退缴全部违纪所得，并主动交代组织未掌握的另外两笔合计八万元。模拟结束，指导老师点评：审查调查不是“审犯人”，而是“救同志”，《条例》给出的每一种从轻减轻情节，都是组织给党员留下的“回头梯”。这场演练让我对“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有了更具象的理解：纪律的硬度与温度，并不矛盾，关键在于把工作做进人心。

在交流“如何防止制度休眠”时，我拿出支部最新制定的《“小微权力”正负面清单》，这是我们对《条例》中群众纪律、廉洁纪律的细化延伸。清单共78条，涵盖低保评议、危房改造、集体资产出租等高频事项，每条都配有“风险画像”和“操作口诀”。比如“危房改造”一栏，口诀是“三级公示四到场，丈量签字拍照留”，配图是漫画版“苍蝇式”腐败案例。为了让清单从墙上走到心里，我们发动村里小学生开展“我给爸妈讲清单”活动，让孩子用方言录短视频，在村微信群传播，半个月点击量突破二十万次。有人质疑：孩子懂什么政策？我回应：群众监督最怕“外行看不懂，内行不屑看”，童言童语反而让大人愿意点开。更关键的是，孩子把视频转给在外打工的父母，等于把监督触角伸到了“空心村”外部，形成“异地盯村”效应。半年来，全镇危房改造投诉量下降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