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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荷兰共和国的宽容政策思想基础——基于格劳秀斯《论和

平与法律》

一、摘要与关键词

摘要

本研究探讨十七世纪荷兰共和国宽容政策的思想基础，并聚焦于

胡果·格劳秀斯在其法律哲学巨著《论和平与法律》中所奠定的理论

基石。十七世纪的荷兰共和国在欧洲宗教战争的背景下，展现了其独

特的、以经济繁荣为伴的相对宽容，这一“荷兰式宽容”的理论根源

历来是学术界探讨的重点。本研究的核心论点是，荷兰的宽容政策，

其深层思想依据并非源自后世的个人信仰自由权利观念，而是根植于

格劳秀斯所构建的理性主义自然法理论。本文采用文本分析与思想史

情境化相结合的方法，深入剖析《论和平与法律》。研究发现，格劳

秀斯通过将自然法与神圣法相分离，确立了（“即使上帝不存在”亦

成立的）世俗化法律基础；他以“社会性偏好”为出发点，将“社会

和平”确立为国家法律的最高目的；并由此赋予了主权者为维护公共

秩序而管理宗教事务的最高权威。因此，《论和平与...》虽然主要论

述国际法，但其提供的整套法律哲学框架，将宽容问题从神学真理之

争转化为国家治理的政治技艺。结论认为，格劳秀斯为荷兰共和国的

务实宽容提供了最高层级的法理证成，即宽容是主权者为实现社会和

平这一最高自然法目标的理性选择和政治需要。

关键词

格劳秀斯；荷兰共和国；宽容；自然法；和平与法律

二、引言

十七世纪的欧洲，常被历史学家称为“铁血世纪”。这是一个被

宗教狂热、政治纷争和连绵不断的战争所定义的时代。从神圣罗马帝

国的三十年战争到英伦三岛的内战，再到法国的宗教迫OM，对神学真

理的绝对坚持与对异端的残酷迫害，构成了当时欧洲大陆的普遍图景

。然而，在这片普遍的动荡与不宽容之中，新生的荷兰共和国，即尼

德兰七省联合共和国，却呈现出一个惊人的例外。这个通过反抗西班

牙（及其天主教不宽容政策）的八十年战争而诞生的新教国家，在十

七世纪迎来了其“黄金时代”。与其商业和艺术的空前繁荣相伴的，

是一种在当时欧洲极为罕见的、虽不完美但却真实存在的社会宽容。

这种“荷兰式宽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它绝非现代意义上的

多元文化主义或制度化的宗教自由。荷兰共和国的主流公共教会是加

尔文宗的归正会，天主教徒在法律上受到歧视，其公开礼拜长期被禁

止。然而，在实践层面，荷兰的城市，特别是阿姆斯特丹，却成为欧

洲各地受迫害者的避难所。重洗派（门诺派）信徒、从伊比利亚半岛

流亡的瑟法底犹太人、法国的胡格诺派教徒，甚至是被主流归正会视

为异端的阿明尼乌派（抗辩派）信徒，都在这里找到了相对安宁的生

存空间。这种法律上的不宽容与社会实践中的“默认宽容”之间的张

力，构成了十七世纪荷兰社会最迷人也最复杂的悖论。这种宽容是荷

兰霸权和繁荣的基石，它吸引了全欧洲的资本、人才和技术。

因此，一个核心的学术问题随之而来：支撑这种独特现象的思想

基础究竟是什么？学术界对此的解释多种多样。经济史学家强调其极

端务实主义的商业逻辑，即“商业精神战胜了宗教狂热”，因为贸易

需要和平与开放。社会史学家则指出其联邦制的松散政治结构，使得

中央权力难以对各省市的自治传统进行有效干预。亦有学者从特定教

派（如重洗派）的和平主义教义中寻找根源。然而，这些解释往往集

中于“实践”层面，却较少能为这种“务实的宽容”提供一个融贯的

、高层次的“理论证成”。如果宽容仅仅是出于马基雅维利式的权宜

之计，它又如何能在一个神学信仰高于一切的时代获得其合法性外衣

？

本研究试图从思想史，特别是法律哲学的角度，为这一问题提供

一个核心答案。本文认为，十七世纪荷兰宽容政策最重要、最深刻的

思想基础，是由其最伟大的法学家胡果·格劳秀斯所奠定的。尽管格

劳秀斯本人曾是荷兰国内残酷宗教迫害（阿明尼乌派与正统加尔文宗

之争）的直接受害者，并因此被迫流亡，但他1625年在巴黎出版的巨

著《论和平与法律》，却为解决这一时代难题提供了关键的理论武器

。

本研究的核心问题具体如下：第一，《论和平与法律》这部主要

论述战争法与国际法的著作，如何能为其作者祖国的“国内”宽容政

策提供思想基础？第二，格劳秀斯是如何通过其自然法理论，将一个

在当时被视为神学和道德义务的“不宽容”问题，转化为一个主权者

可以裁决的“政治”与“法律”问题？第三，这套理论如何帮助十七

世纪的荷兰政治精英，在不背离其新教国家身份的同时，为其接纳异

端和异教徒的务实政策进行合法性辩护？

本文的基本论点是，《论和平与法律》的真正革命性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