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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女学课本中性别角色建构的文化史学分析

摘要

近代中国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冲击下，开启了艰难的现代化

转型。其中，女学的兴起，不仅是教育制度的革新，更是一场深刻的

性别观念重塑运动。作为这场运动的核心载体，近代女学课本成为建

构与传播新型女性性别角色的关键文化场域。本文旨在运用文化史学

的分析路径，将这些课本视为一种主动的话语实践，深入剖析其是如

何在传统与现代、家庭与国家的多重张力中，协商并建构出一套既矛

盾又统一的近代女性性别规范。本研究采用文本细读与话语分析的方

法，选取晚清至民国初年由商务印书馆等机构出版的、具有广泛影响

的《女子修身教科书》、《女子国文教科书》等系列教材为核心分析

对象。研究发现，这些课本所建构的理想女性，其内核是一种双重身

体的想象：一方面，她们被要求成为遵循科学卫生的贤妻良母，其身

体是家庭繁衍与和谐的私域载体；另一方面，她们又被塑造为强国保

种的国民之母，其身体被赋予了培育优良国民、维系国族存续的公域

功能。传统的三从四德并未被完全摒弃，而是被创造性地再编码，被

赋予了爱国、保种、兴家等现代性与国家主义的合法性外衣。最终，

这些课本成功地生产出一种被规训的现代性：女性被允许并鼓励接受

新知识、新技能，但其最终目的，并非导向个体的独立与解放，而是

为了更高效地服务于家庭-国族这一共同体。这种建构深刻地揭示了近

代中国在性别现代化进程中的工具理性与内在矛盾。

关键词：女学课本性别角色建构国民之母贤妻良母文化史

引言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

与文化断裂。在西力东渐与内部危机的双重压迫下，救亡图存成为时

代的主旋律。维新派与革命派的知识精英们痛切地认识到，国家的积

弱不仅源于船不坚、炮不利，更深植于国民素质的低下。在这一宏大

的反思浪潮中，妇女作为一个被长期忽视的群体，被前所未有地发现

并置于民族国家建构的中心议题之上。梁启超治天下之大本，在正人

伦的呼声，开启了将妇女解放与国家强盛相捆绑的现代话语先河。女

学由此从零星的传教士教育和闺阁教育，一跃成为关乎强国保种的国

家级现代化工程。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近代女学课本的编纂与流传，便不再仅仅是

知识传播的媒介，而成为一场塑造新女性的意识形态实践。这些由商

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新兴出版机构批量印制，并被各级女子学堂广

泛采用的教科书，如同一套精密的文化模具，系统性地向第一代走出

深闺的女学生们，灌输着关于她们应该成为谁、如何作为以及为何如

此的全新答案。它们所描绘的理想女性形象，深刻地影响了整整几代

中国女性的自我认知与社会实践，其历史回响至今未息。

然而，这些课本所建构的性别角色，并非一个清晰、单一的现代

蓝图。它充满了内在的张力与矛盾。一方面，它激烈地批判传统礼教

对女性的摧残，倡导放足、读书、走向社会；另一方面，它又无时无

刻不将女性的价值锚定在其家庭角色之上。传统的贤妻良母理想，与

新兴的国民之母话语，在这些薄薄的册页中奇异地交织共存。这就引

出了本研究的核心问题：近代女学课本是如何具体地、通过何种叙事

策略与话语机制，来建构其理想的女性性别角色的？这一建构过程，

是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进行协商、妥协与再创造的？贤妻良母的旧

瓶，是如何被装入国民之母的新酒的？最终，这一看似解放的教育工

程，在多大程度上将女性从旧的patriarchal枷锁中释放出来，又在

多大程度上为她们套上了新的、以国家为名的桎梏？

本文的研究目标，即是深入这些尘封的教科书的内部，运用文化

史学与话语分析的视角，将其作为一个历史的叙事现场，系统性地揭

示这一性别建构过程的复杂性、矛盾性与工具性。本文将首先梳理已

有关于近代女学史、教科书研究与妇女史的相关文献，以明确本研究

的学术定位；随后，将阐明本文所采用的文本分析方法；接着，本文

将从身体的公私双重属性、德性的现代转码以及知识的工具化应用三

个核心层面，对课本中的性别角色建构进行深入的讨论；最后，本文

旨在总结这一建构模式的历史意涵，以期为理解中国性别现代性的复

杂起源，提供一个来自历史深处的文本学注脚。

文献综述

围绕近代女学与女性性别角色的研究，已在历史学、教育史、社

会学和性别研究等领域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成果，为本研究提供了坚实

的学术基础。这些研究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主要的学术路径。

第一条路径是宏观的教育史与社会史研究。这条路径的学者，着

重于从制度与思想的层面，梳理近代女学从无到有、从民间到官方的

发展脉络。他们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