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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发展合作中“三方合作”（TrilateralCooperation）模式

创新——基于2023年OECD发展援助委员会（DAC）新指南

摘要：随着全球发展格局从传统的“南北”二元结构向日益复杂

的多极化、多主体化演进，国际发展合作的模式与逻辑正在经历深刻

的重塑。“三方合作”（TrilateralCooperation）——即传统捐助

方、新兴提供方和受助国三方共同参与的发展合作模式——作为连接

“南北合作”与“南南合作”的桥梁，其在全球发展治理中的战略价

值日益凸S显。然而，长期以来，三方合作在实践中面临着原则分歧、

标准不一、协调成本高昂等结构性困境。为应对这一挑战，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OECD）发展援助委员会（DAC）于2023年通过了全新的《

有效三方合作DAC原则》（DACPrinciplesforEffective

TrilateralCo-operation）。本研究旨在深入剖析2023年DAC新指南

所推动的“三方合作”模式创新。本研究采用批判性政策文本分析与

新制度主义理论相结合的方法，以2023年DAC新指南为核心文本，并与

DAC过往相关政策及“南南合作”的核心原则进行对勘。研究发现，20

23年指南标志着DAC在三方合作领域的一次重大“范式转向”。其核心

创新在于，试图将三方合作从过去由“传统捐助方”主导的、等级制

的、以“规范社会化”为隐性目标的“中心辐射”模式，重塑为一个

以“受助国为中心”（beneficiary-centric）、强调“横向伙伴关系

”（horizontalpartnership）和“灵活模块化”（flexible

modularity）的“网络协调”模式。这一转向体现为三大支柱性创新

：第一，将“受助国自主权”从名义上的“受益”提升为“共同领导

”的“操作化”原则；第二，以“灵活性”和“互学互鉴”取代“单

一合规性”，承认并试图包容“南南合作”的异质性原则与实践；第

三，倡导“多主体”参与，将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纳入合作框架。本

研究认为，DAC的这一创新，是其在多极化世界中为维持其作为“全球

发展规范核心”合法性而进行的战略性调适。然而，这种以“灵活性

”换取“包容性”的模式，也带来了问责制标准“稀释”和实践中“

协调赤字”加剧的潜在风险。

关键词：三方合作；全球发展合作；发展援助委员会；2023年指

南；模式创新；南南合作

一、引言

全球发展合作正站在一个历史性的十字路口。一方面，传统的以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展援助委员会（DAC）为核心的“北南

合作”体系，在面对全球性挑战（如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危机、不平

等加剧）时，显得力不从心，其援助承诺的兑现、附加的政治条件性

以及“捐助-受助”的等级关系，日益受到质疑。另一方面，以中国、

印度、巴西、南非等为代表的“新兴提供方”所倡导的“南南合作”

（SSC）迅速崛起，其强调的“平等互利”、“不干涉内政”、“尊重

主权”和“团结互助”原则，为全球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选择，但

也因其在透明度、债务可持续性以及环境社会标准方面的不同实践而

引发了新的地缘政治和规范性博S弈。

在这一“碎片化”和“多元化”的全球发展新格局中，“南北”

两大合作体系的“断裂”与“竞争”态势日益明显。如何超越二元对

立，构建一个更具包容性、协同性和有效性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成

为二十一世纪全球治理的核心议题。在此背景下，“三方合作”（Tri

lateralCooperation）——一种通常被定义为“传统捐助方”（DAC

成员）与“新兴提供方”（南南合作伙伴）合作，共同为“受助国”

（发展中S家）提供发展支持的模式——被寄予了厚望。理论上，三方

合作被视为一个理想的“桥梁”：它既能利用北方的资金、技术和项

目管理经验，又能结合南方提供方的“适用技术”、“发展经验”和

“文化亲近性”，并最终服务于受助国的“实际需求”。

然而，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三方合作的实践“雷声大，雨点小”

。它始终在“北南合作”的规范（如DAC的官方发展援助（ODA）统计

规则、采购、评估标准）与“南南合作”的原则（如非条件性）之间

的“断裂地带”艰难前行。DAC成员试图通过三方合作，将其“有效援

助”原则“社会化”给新兴提供方；而新兴提供方则警惕这种模式可

能“稀释”其南南合作的“独立性”。受助国在这一过程中，往往处

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