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中“民告官”胜诉率低问题的制度根源与矫正.pdfVIP

行政诉讼中民告官胜诉率低问题的制度根源与矫正

摘要：行政诉讼作为民告官的制度化渠道，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

水平与公民权利保障程度的核心标尺。然而，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原

告胜诉率长期处于低位运行的常态，已成为削弱该制度公信力、阻碍

法治政府建设的现实瓶颈。本研究旨在系统性地探究民告官胜诉率低

问题背后的深层制度根源，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一套旨在矫正此种困

境的理论框架。研究采用规范分析与制度主义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通

过对相关法律文本、司法体制以及法院运作逻辑的综合考察，揭示了

问题的多重结构性成因。研究发现，胜诉率低并非孤立的司法技术问

题，而是由四个相互关联的制度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一，司法

权相对于行政权的结构性弱势，即法院在人事、财政等方面对地方政

府的依赖，从根本上削弱了其独立审查行政行为的底气与能力；其二

，行政诉讼法律规则的内在局限性，包括审查范围的有限性、审查标

准的谦抑性以及对行政机关专业判断的过度尊重，为司法权的自我限

缩提供了规范依据；其三，司法激励机制的扭曲，即以化解社会矛盾

、维护社会稳定为导向的考核指标，使得法院倾向于通过协调、撤诉

等方式实质性化解争议，而非作出直接判决，从而在统计上拉低了胜

诉率；其四，诉讼当事人能力的严重失衡，即作为个体的原告与作为

组织的行政机关在信息、资源与法律能力上的巨大差距。本研究认为

，提升胜诉率并非终极目的，其核心在于通过制度重构，强化司法审

查的实质性与独立性，矫正权力失衡格局，使行政诉讼回归其监督行

政、保障权利的宪法本意。

关键词：行政诉讼；胜诉率；制度根源；司法审查；权力制衡

一、引言

在现代法治国家的建构蓝图中，行政诉讼制度被置于一个至关重

要的位置。它为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供了一个当其认为自身合法

权益受到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侵犯时，可以诉诸法院寻求司法救济

的正式渠道。这一民告官的制度设计，其核心价值不仅在于为个体提

供权利修复的可能，更在于通过司法权的介入，对行政权力的行使进

行外部监督与合法性控制，从而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推动法治

政府的建设。可以说，一个健康、有效的行政诉讼制度，是连接国家

与公民的桥梁，是社会矛盾的减压阀，也是法治文明的试金石。

自一九八九年《行政诉讼法》颁布以来，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从

无到有，经历了数次重要的修订与完善，在受案范围、审理程序、判

决方式等方面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在制度文本不断完善的背

后，一个长期困扰学界与实务界的老大难问题始终未能得到根本性解

决，那就是原告的胜诉率持续在低位徘徊。尽管不同年份、不同地区

的数据略有浮动，但原告胜诉率（通常指判决行政机关败诉的案件比

例）长期低于百分之十五，甚至在一些地方低于百分之十，已成为一

个不争的、令人尴尬的新常态。

这一现象的现实意义极为深刻。过低的胜诉率，首先会严重挫伤

公众寻求司法救济的积极性，使得大量本应通过法律渠道解决的行政

争议，转向信访或其他体制外方式，不仅无助于矛盾的根本化解，反

而可能加剧社会的不稳定。其次，它会削弱行政诉讼制度的监督功能

。如果行政机关能够预见到其违法行为在司法程序中被纠正的概率极

低，那么其依法行政的外部压力与内在动力都将被大大削弱。最终，

这种告不赢的普遍社会观感，将从根本上侵蚀司法公信力与法律权威

，使得行政诉讼制度的设立初衷在很大程度上被悬置。

因此，本研究的核心问题在于：超越对个案裁判不公的零散抱怨

，从更为宏观与深刻的制度层面审视，究竟是什么结构性的、系统性

的根源，导致了我国民告官胜诉率的长期低迷？这些根源是如何相互

作用，共同塑造了当前的司法实践格局？以及，我们应如何对现行制

度进行矫正，以提升行政诉讼的实效性与公信力？本研究的目标，便

是通过对这一问题的系统性探究，构建一个关于胜诉率低问题的整合

性解释框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制度完善路径。

二、文献综述

围绕行政诉讼原告胜诉率低问题的研究，一直是行政法学界的焦

点，相关文献已经相当丰富，大体上可以归纳为经验描述、规范分析

和体制反思三种主要的研究路径。

首先，经验描述性的研究路径，主要运用法社会学与统计学的方

法，对胜诉率的客观状况进行呈现与分析。这些研究通过对全国或特

定地区法院的司法数据进行收集与梳理，精确地描绘了胜诉率的历时

性变化与共时性差异，并尝试将其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法院层级、

案件类型等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这类研究的巨大贡献在于，它们以

扎实的经验数据，无可辩驳地证实了胜诉率低是一个普遍且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