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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逃工作的自纠自查报告

一、防逃工作整体开展情况概述

本次自纠自查聚焦2023年度防逃工作全流程，覆盖制度执行、重点人员管控、风险预警、协同联动、信息化支撑等核心环节，通过查阅台账（2023年1-12月防逃工作记录478份）、访谈一线工作人员（共访谈12个责任部门35人次）、抽取重点案例复盘（选取20例高风险人员管理事件）等方式，系统梳理工作中的短板与不足。截至自查结束，全局共管理重点关注人员132人（其中高风险28人、中风险56人、低风险48人），全年未发生涉重点人员外逃事件，但在精细化管理、风险预判、部门协同等方面仍存在改进空间。

二、存在问题及具体表现

（一）制度执行存在“刚性不足、韧性不够”现象

1.制度更新滞后于实际需求。现行《防逃工作管理办法（2020版）》中关于“新兴业态从业人员动态跟踪”的条款仅笼统提及“加强关注”，未明确具体跟踪频次（如直播、跨境电商等灵活就业人员）、信息采集维度（如境外平台账号、跨境资金流水等）。2023年3月，某跨境电商公司员工张某因参与境外项目长期驻留海外，其所在部门未按“跨区域流动需报备”条款及时上报，直至6个月后核查发现异常，暴露出制度对新兴领域人员流动的约束性不足。

2.执行标准存在部门差异。在“中风险人员定期面谈”环节，A部门严格执行“每月1次现场面谈+2次电话随访”，B部门则仅通过微信发送《情况登记表》要求自行填写，导致同类风险人员管理质量参差不齐。抽查2023年二季度面谈记录发现，B部门12份记录中9份为“无异常”简单描述，缺乏对工作变动、家庭关系、心理状态等关键信息的深入记录。

3.考核问责机制流于形式。年度防逃工作考核中，“未发生外逃事件”占比80%，而“基础工作完成度”仅占20%，导致部分部门重结果轻过程。2023年11月，C部门未按要求更新1名低风险人员的联系方式（该人员因换工作未主动报备），直至自查时才发现信息滞后3个月，但因未造成外逃后果未被追责，削弱了制度威慑力。

（二）重点人员管控存在“分类粗放、干预缺位”问题

1.风险分级标准不够精准。现行分级主要依据“是否有境外关系”“历史流动记录”“岗位涉密性”3项指标，但对“近期经济异常（如大额借贷、资产转移）”“家庭突发变故（如离婚、亲属重病）”等动态因素权重设置不足。例如，2023年7月纳入的高风险人员王某，其分级仅因“配偶在境外工作”，但未考虑其本人3个月内连续3次向境外账户转账（累计50万元）的异常行为，直至风险升级后才调整为“特级关注”，反映出分级模型对实时数据的捕捉能力较弱。

2.低风险人员管理“宽松软”。低风险人员占比36.36%（48人），但管理措施仅为“每季度电话确认住址”，缺乏对其社交圈、职业变动等隐性风险的跟踪。2023年9月，低风险人员李某（某企业普通员工）因参与境外赌博欠下债务，其所在社区网格员未将“频繁联系境外号码”的异常信息同步至防逃系统，直至李某失联前1周才被发现，暴露出低风险群体“日常无预警、异常无响应”的管理漏洞。

3.心理干预与帮扶机制缺失。重点人员管理中，90%的工作集中于“信息采集”和“行踪监控”，对“心理疏导”“困难帮扶”等预防性措施投入不足。2023年4月，高风险人员陈某（因职务犯罪被调查，取保期间）因家庭经济压力产生逃避念头，但其帮扶联系人仅按要求“每周见面”，未主动了解其求职需求，后经社区志愿者介入提供工作机会才稳定情绪。此案例凸显“管控-服务”失衡问题。

（三）风险排查存在“盲区覆盖不全、手段创新不足”短板

1.新兴场景风险识别滞后。对“跨境研学”“海外就医”“国际赛事参与”等非传统出境场景关注不足。2023年6月，某中学组织15名学生赴境外参加科技竞赛，其中1名学生家长（非重点人员）借陪同机会滞留境外，其出境事由（“陪读”）与实际活动（“参与境外企业合作”）不符，但因排查仅聚焦“重点人员”，未对随行家属开展关联风险评估，导致漏管。

2.跨部门数据共享存在壁垒。目前防逃系统虽对接公安、出入境、银行等7个部门数据，但仍存在“数据更新延迟”（如银行流水数据需3个工作日同步）、“字段不匹配”（如税务系统“经营异常”标签与防逃系统“经济风险”指标未关联）等问题。2023年8月，某中风险人员赵某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向境外转账20万元，因系统未抓取到“非银行渠道资金流动”信息，直至其申请护照时才被拦截，错失前期预警时机。

3.人工排查依赖度高，智能化水平低。风险排查仍以“人工核对台账+基层上报”为主，占比75%，而大数据分析仅用于“重复身份核验”等基础功能。例如，2023年三季度，系统未自动识别到2名重点人员“1个月内5次变更住址”的异常行为（人工排查需逐户核对），直至社区网格员上门走访才发现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