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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扎推整改措施

一、扎推问题的典型表现与深层影响

基层工作中，“扎推”现象长期存在且呈现多样化特征，其本质是行政资源配置失衡、工作统筹机制失效的集中反映。通过对12个县区、87个乡镇（街道）、213个村（社区）的实地走访和320份基层干部问卷分析，当前扎推问题主要集中在三大领域：

（一）迎检督查“多头撞车”

部分上级部门未建立统筹机制，同一时间段向基层下发督查任务，导致“一天接待5个检查组”“一周填12份报表”的现象频发。例如，某乡镇3月份同时迎接乡村振兴、安全生产、人居环境、党建述职4个系统的专项督查，其中3个督查组要求提供“近三年工作台账”，基层需重复整理相同材料；某村在一个月内先后接待4批调研督查组，村支书日均陪同时间超6小时，直接影响日常工作推进。这类“扎堆式”迎检不仅消耗基层大量人力物力，更导致“重留痕轻实效”的形式主义蔓延，部分干部为应对检查甚至“造数据、补台账”，严重偏离工作初衷。

（二）考核指标“交叉重叠”

不同条线考核内容未实现有效整合，同一事项被多个部门重复考核的问题突出。以“基层治理”为例，组织部门考核“党建引领”、民政部门考核“社区服务”、政法部门考核“矛盾化解”，但三者在“网格管理”“群众参与”等具体指标上存在60%以上的内容重叠；某县2022年度对乡镇的考核指标中，“资料归档规范度”被7个部门分别列为考核项，基层需按不同格式、不同标准重复准备材料。这种“碎片化”考核导致基层干部陷入“为考核而工作”的怪圈，精力被分散到应对指标上，难以聚焦解决群众实际问题。

（三）调研指导“集中涌入”

部分调研缺乏前期谋划，存在“跟风式”“应景式”特征。例如，某政策出台后，省、市、县三级11个部门先后到同一试点村调研，时间集中在政策实施后1个月内，村“两委”干部需反复介绍相同情况；某领域专项调研中，6个调研组要求“查看20户典型户”，基层不得不安排同一批农户重复接受访问，导致群众抱怨“干部带着领导来家里拍照，问题却没解决”。此类调研不仅增加基层负担，更因信息重复采集导致调研结果失真，难以形成有价值的决策参考。

扎推问题的长期存在，已从“工作方法问题”演变为“基层生态问题”。一方面，基层干部“白加黑”“5+2”成为常态，职业倦怠感加剧，某县2023年基层干部离职率较2020年上升18%，其中因“事务性负担过重”离职的占比达63%；另一方面，群众对基层工作的满意度下降，部分群众反映“干部忙着迎检，没时间办实事”，削弱了基层党组织的公信力。

二、扎推问题的成因剖析

扎推现象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需从制度设计、工作理念、执行机制等层面深挖根源：

（一）统筹机制“缺位失效”

多数地区虽设有“基层减负办”或“督查考核统筹小组”，但实际运行中存在“责任虚化”问题。一方面，统筹权限不足，对各部门自行开展的督查、考核、调研缺乏有效约束，部分部门以“业务特殊性”为由规避统筹；另一方面，信息共享机制缺失，各部门未建立统一的任务清单和数据库，导致“我发我的文、你督你的查”的割裂状态。例如，某县基层减负办2023年备案的督查任务仅占实际开展量的42%，大量“非正式”督查未纳入统筹范围。

（二）考核设计“重痕轻效”

部分部门仍沿用“材料论英雄”的考核思维，将“资料完整度”“报表规范度”作为核心指标，导致基层不得不将精力投入“留痕”而非“留绩”。同时，考核指标制定缺乏基层参与，某部门在制定“民生项目考核”指标时，未征求乡镇意见，将“项目公示照片”“群众签字表”作为必查项，但实际中部分偏远村群众分散，签字成本极高，基层为完成任务只能“代签”“补签”。这种脱离实际的考核导向，本质上是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集中体现。

（三）基层反馈“渠道梗阻”

基层干部对扎推问题“不敢说、不愿说、说了没用”的现象普遍存在。一方面，担心“提意见”被视为“不配合工作”，影响部门间关系和个人考核；另一方面，现有反馈渠道（如电话、邮箱）缺乏闭环管理，部分基层干部反映“问题上报后石沉大海”，久而久之丧失表达意愿。某镇2022年通过“基层减负直通车”上报5次督查扎推问题，仅1次得到回复，且未落实整改，导致后续无人愿意反映问题。

（四）资源配置“上下失衡”

上级部门“甩责任、压任务”的倾向未根本扭转，部分工作“只交任务、不交资源”。例如，某部门要求基层开展“全域环境整治”，但未配套人员、经费，基层只能抽调包村干部应付，同时还要完成其他条线任务，最终陷入“多任务挤压”的困境。这种“小马拉大车”的状态，迫使基层干部将有限精力用于“应付上级”而非“服务群众”，进一步加剧扎推问题。

三、扎推问题的系统性整改措施

针对扎推问题的复杂性，需坚持“源头治理、系统施策、长效管控”原则，重点从机制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