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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德失范案例剖析发言

各位同仁：

今天，我想结合近期某省教育系统通报的一起师德失范典型案例，与大家深入剖析问题、反思根源、探讨对策。这起案例虽发生在基层学校，但折射出的师德建设痛点具有普遍性，值得我们每一位教育工作者警醒。

一、案例全景：从“隐蔽试探”到“公开越界”的失范轨迹

案例主角王某，男，42岁，某县城关中学数学教师，担任班主任及年级组长12年，曾获“县级优秀教师”“教学能手”等荣誉。其失范行为始于2020年秋季学期，持续至2022年11月被家长联名举报，历时两年有余。

初始阶段（2020.9-2021.6）：以“关心学生”为名的隐蔽谋利。王某接手新初一年级后，以“教材配套练习不足”为由，在家长群推荐“指定教辅资料”，要求学生统一购买。起初家长并未怀疑，因资料封皮印有“校内专用”字样，且王某强调“自愿购买”。但实际操作中，未购买的学生在课堂练习时会被暗示“跟不上进度”，课后作业也与资料内容高度相关。经核查，该资料由王某联系校外书店定制，每本进价28元，售价55元，王某从中抽取15元/本的“推荐费”。此阶段，王某利用信息差和教师权威，将“教学需求”异化为个人牟利工具，家长因担心孩子被区别对待选择沉默。

发展阶段（2021.9-2022.6）：以“成绩焦虑”为刃的强制索取。随着班级进入初二关键期，王某进一步放大家长的“升学焦虑”。他以“提升班级平均分”为由，要求学生参加周末“数学提高班”，地点设在自己家中，收费800元/月。明确告知“不参加的学生，课堂拓展内容将无法同步”。同时，他将学生按补课情况调整座位——参加补课的学生集中在前3排，未参加的逐渐后移至教室角落。更隐蔽的是，他通过家长委员会“代收”补课费，以“班费”名义入账，再私下分配。此阶段，王某从“暗示”转向“强制”，将教育资源分配与经济利益直接挂钩，师德底线已濒临崩塌。

暴露阶段（2022.9-2022.11）：以“节日礼节”为壳的公开索贿。初三开学后，王某的行为愈发肆无忌惮。他在家长群发消息：“孩子们初三压力大，老师也得加把劲，家长若有心，随点心意就行。”此后，教师节、中秋节等节点，他先后收受23名家长赠送的购物卡（面额500-2000元不等）、高档烟酒及土特产。更恶劣的是，他根据“心意”多少区别对待学生：送卡金额高的学生被安排为课代表、优先参与竞赛选拔；未送礼的学生则被以“学习态度不端正”为由，减少课堂提问机会，甚至在模考阅卷中“从严扣分”。最终，一名农村单亲家庭的家长因无力负担补课费和“人情支出”，孩子成绩下滑后遭公开批评，愤而向教育局实名举报，经纪委监委调查核实，王某被开除党籍、撤销教师资格，涉嫌违法问题移交司法机关。

二、问题本质：师德失范背后的“四重异化”

这起案例并非个例，其背后反映的是部分教师在职业认知、权力使用、价值导向和行为边界上的系统性偏差，具体表现为“四重异化”：

一是职业身份的异化：从“教育者”蜕变为“经营者”。王某早期获评“优秀教师”，说明其具备一定教学能力，但随着教龄增长，他逐渐将教师身份视为“资源变现”的工具。他在忏悔材料中写道：“看到家长为孩子升学挤破头，我觉得自己掌握的‘教学资源’‘评价权力’就是‘商品’，卖出去就能换钱。”这种将教育过程商品化、将师生关系市场化的认知，彻底背离了“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教师的职业本质是“育人”，若将其异化为“经营”，则教育的公益性、纯洁性将荡然无存。

二是教育权力的异化：从“引导者”堕落为“操控者”。教师的“权力”本质是“专业权威”，源于对教育规律的掌握和对学生成长的关怀。但王某将这种权威异化为“控制资本”：通过座位调整、作业设计、评价打分等手段，制造“服从-奖励”“抗拒-惩罚”的生存法则，迫使家长和学生屈服于他的利益需求。这种权力滥用不仅侵犯了学生的受教育权，更摧毁了教育过程中最珍贵的“信任关系”——当学生发现成绩好坏、机会分配取决于是否“听话”“付费”，他们对知识的尊重、对教师的信赖将消失殆尽。

三是价值导向的异化：从“育人为先”扭曲为“逐利至上”。王某在失范初期并非没有过挣扎，他曾在日记中提到“第一次收教辅回扣款时心跳加速”，但“看到同事买新车、换房子”“觉得自己辛苦教学却收入微薄”的不平衡感，逐渐吞噬了道德底线。这种“等价交换”的功利思维，将教师的价值简单等同于物质回报，忽视了教育工作“百年树人”的精神价值和社会价值。当教师的价值坐标从“学生成长”转向“个人收益”，教育就会沦为“有价无义”的交易。

四是行为边界的异化：从“自律坚守”滑向“破窗沉沦”。王某的失范行为是典型的“温水煮青蛙”：从第一笔教辅回扣款的“下不为例”，到补课费的“大家都这么做”，再到索贿时的“家长自愿”，他不断为自己的越界行为寻找合理化借口。这种“破窗效应”揭示了一个残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