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连云港市2025-2026学年第一学期期末练习高一语文试题及答案.docx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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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6-02-13 发布于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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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连云港市2025-2026学年第一学期期末练习高一语文试题及答案.docx

连云港市2025-2026学年第一学期期末练习高一语文试题

一、现代文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韩愈和苏轼为什么遭受那么多磨难呢?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敢于直面社会问题,用手中之笔进行美刺褒贬。面对社会问题,世人向来有两种态度,或者装聋作哑、充耳不闻,有的甚至粉饰太平;或者直面问题,不平则鸣,为民请命。优秀的文人大多选择了后者。虽然他们有的以“道”鸣,有的以“术”鸣,有的以“诗”鸣,但是根本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他们为什么要鸣呢?就是面对社会问题,他们不吐不快,“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正如苏轼《思堂记》所说:“遇事则发,不暇思也。如韩愈《送孟东野序》所说,‘不平则鸣’在中国古代有悠久的传统,从上古时期的皋陶、禹、夔、伊尹、周公,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老子、墨子、庄子、屈原、孟子、荀子、韩非子等,再到汉代的司马迁、司马相如,唐代的李白、杜甫、陈子昂等等。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他们的不平则鸣,必然刺痛某些人的神经末梢,引起那些人的嫌忌报复,就会给自己带来坎坷的遭遇。

韩愈是这样,苏轼也是如此。“古来圣贤皆寂寞”,敢于“不平则鸣”的古代文人,生前大都不怎么幸运,但是他们在身后往往能赢得世人的敬重。原因何在?欧阳修对这个问题有过深刻反思,他认为虽然诗歌创作未必会给诗人带来穷困,但是只有经历过穷困的磨炼,诗人才能对事物有深入的体验,其所抒发的情感才能打动人。坎坷的命运赋予了作家的作品以情感的深度,因而为人们所喜爱。不仅从创作的角度来看如此,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来看亦是如此。“诗穷而后工”,所以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中说,曹植和曹丕的才华在伯仲之间,但是“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苏轼同样如此,如果他没有遭遇坎坷命运,其影响恐怕不会有现在这么大。

韩愈和苏轼虽然都经历了坎坷的命运,但是面对挫折,他们没有屈服,而是将苦难转化为超越的智慧,凝聚为不朽的篇章,成就了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这是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的。

(摘编自《从苏轼的“星座笔记”说开去》)

材料二:

“诗非穷而后工”说虽受到元延祐以来雅正诗风的影响,但根本原因在于文人心态与出处态度的变化。由于元代政权的民族特征,江南文人普遍经历由积极仕进到甘守山林的心态历程。但其间亦有区别:有些文人仕进不能,加之遭遇元季战乱,便遵循儒家待时而动的处世哲学,蛰伏山林以待世运清平,宋濂、刘崧、危素诸人可归于此类;有些文人则彻底断绝仕进的念头,怀道而隐,讲经论史以践行儒者之道,刘永之、陈谟、梁寅诸人可归入此类。待时而动与怀道而隐两种出处态度,可从文人诗文中窥见一斑。

两种士人心态与出处态度皆可导出“诗非穷而后工”说。怀道而隐的文人倾向于模糊穷、达二者的界限,具有超越个人际遇的儒者胸怀。刘永之对“穷而后工”说的反对,实际上是对儒者因志不获伸而哀叹穷苦之辞的人生模式的否定,进而反对此种诗风。因此刘永之“前有一尊酒,斟酌雅平生”颇具太白逸气,陈谟则将太白之道归结为“涵养以昌其气,高明以广其识,汗漫以致其约,脱略以通其神”诸语,之所以如此,正是出于对其不畏穷达的超越气象的赞赏。待时而动的文人则倾向于强调儒者在遭遇低谷时的生命力,刘崧“乱石满江滩路浅,唱歌踏水负薪来”之语正是此种生命力的展现。因此,刘崧诸人否定“穷而后工”,实际上隐含着对身居清要之职而行儒者之用的向往。

元明鼎革,不同的出处态度不仅导致文人人生模式的差异,更进一步影响诗文创作履践,将“诗非穷而后工”说与其诗作结合考察,可见持此观点的文人在入明前后的创作变迁。刘永之于洪武初被征至金陵,旋以疾辞归,陈谟、梁兰诸人亦如此,依然坚守山林,拒绝出仕。而危素、刘崧、朱善等待时而动的文人则终于迎来海晏河清,于是走出山林而积极仕明。两个群体的不同选择,亦影响其诗文创作的走向。前者如刘永之,入明后依然寄情山水、咏歌如故,在离开金陵时为别宋濂所作诸诗,展现出其历来所具有的诗歌风貌与艺术水准,“预从山顶结茅屋,待得先生跨鹿来”一句,勾勒出刘永之遗世独立的隐士气象,可见其践行的依然是元末以来的“诗非穷而后工”说。而刘崧等人则并未如其设想的那般,在食俸明廷、身居要职后发安闲雍容之辞。其入明后的诗作盖可分为两类,一类为以“鸣盛”为底色的应制诸作,一类为抒写个人怀抱的私人创作,而后者并无志得意满之辞,却常有遥想山林之叹,再无元末隐逸时“丈夫志气倾海岳,一笑已觉形俱忘”的洒脱豪迈。

实际上,希望落空的又岂止刘崧诸人,文人又面临新的政治环境与仕宦难题,这也注定他们建立在出仕基础上的典雅雍容诗学理想的旁落。而能代表其诗歌艺术水平的,依然是收录危素元末作品的《云林集》与刘崧等人别集中的元末诸作。作为文史研究者,当然需要钩沉诗学主张与创作履践存在差异的内在原因,但同时作为诗歌读者,又很难不为此种诗学理想的落空而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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