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建安时期文化环境及对乐府诗歌的影响.docVIP

【标题】试论建安时期文化环境及对乐府诗歌的影响 【作者】薛 辉 【关键词】建安时期文化环境乐府诗歌 【指导老师】彭 福 荣 【专业】汉语言文学 【正文】一、引言建安时期军阀混战，社会动荡，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无法安坐书斋的建安文人被迫走出书斋，在辗转流徙中感命运之多舛，忧百姓之困难，改造前代乐府诗歌，记录了动荡的时代，形成了继汉代后又一次乐府诗歌的大发展。建安乐府诗歌的主体是文人乐府，它继承汉乐府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传统，反映了广泛的社会生活，表达建安文人忧国、忧时、忧民的强烈情绪。明代钟惺《古诗归》称其为“汉末实录”。在诗歌的形式上，建安乐府诗歌逐渐脱离与音乐的紧密关系，突破乐府诗歌的传统主题，多借乐府古题纪写时事。由于建安时期的文人受到五言乐府民歌的启发和吸引，故建安乐府诗歌以五言诗为主体，形成了“五言腾跃”的局面。本文拟在论述建安时期文化环境的基础上，从文学观念更新、乐府机构破坏、文人创作繁荣几个方面来探讨其对乐府诗歌的影响。二、建安时期文化环境建安时期“世积乱离”,政治黑暗腐败，战争频发，民不聊生，葬送了两汉四百年来的建设成果。建安时期的社会动荡、经济破坏和思想解放成为鲜明的时代特征，构成了建安诗歌发生发展的独特文化空间。（一）社会大动荡东汉末年，皇帝年幼，宦官和外戚专权，政治黑暗引发了汉代末年的社会危机。流民起义和军阀混战加剧了建安时期社会动荡的程度，使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第一，政治黑暗腐败。东汉中后期，政治日趋腐败，政府日将腐朽。其具体表现如下：一是豪强势力膨胀。“东汉政权具有严重的兼并性和割据性，它维护豪强地主的利益，造成土地高度集中。”[1]（P2）光武中兴之后，东汉政治日益腐败，土地大量集中，豪强势力日益壮大。仲长统曾言豪强地主的经济势力：“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讴妓乐，列乎深堂。宾客待见而不敢去，车骑交错而不敢进。三牲之肉，臭不可食；清醇之酎，败不可饮。”[2]（P1648）豪强势力在经济和政治等领域极度膨胀，把持政权，加剧了东汉政治的腐败。二是政府售卖官职。东汉政权沿袭西汉的选拔制度，通过察举、征辟等方式选拔人才。东汉豪强势力凭借门第和资产，逐渐垄断仕途，世代皆为高官，门生故吏遍及天下，严重剥夺士人的上进之路。东汉末年，旧有的选举制度越发空疏无用。《桓灵时童谣》云：“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官府为极力搜刮民财以供享受，甚至公开卖官鬻爵。《后汉书?安帝纪》记载：安帝令“吏人入钱谷,得为关内侯、虎贲羽林郎、五大夫、官府吏、缇骑、营士各有差。”[2]（P213）据历史记载，东汉灵帝借重修宫殿之机公开卖官。设西苑公布卖官价格。公卿两千石，皆有定价。公千万，卿五百万，大郡郡守至二三千万。被任用的官员，须先到西苑议价，才能上任。[3]（P368）这样的任官制度，严重阻碍了士人的上进之路。三是生活荒淫奢侈。《后汉书?灵帝纪》记载，汉灵帝为了自己享乐，竟然不顾国家的安危。鲜卑侵入幽并二州，“是岁，（灵）帝作列肆于后宫，使诸采女贩卖，更相盗窃争斗。帝著商估服，饮宴为乐。又于西园弄狗，著进贤冠，带绶。又驾四驴，帝躬自操辔，驱驰周旋，京师转相放效”。[2]（P346）东汉豪强势力和官僚集团不仅占有大量财产和政治垄断仕途，并且生活奢侈成风。他们重视生活享受，特别是在婚嫁和丧葬活动中互相攀比，铺张浪费。四是外戚和宦官专权。东汉王朝自和帝以后，皇帝大多年幼短寿。和帝十岁，殇帝百日，安帝十三岁，顺帝十一岁，冲帝两岁，质帝八岁，桓帝十五岁，灵帝十二岁。东汉皇帝年幼登基，不能管理国家大事，朝政旁落太后和外戚之手；不满太后和外戚摄政，皇帝合谋宦官夺权，故宦官得到重用。汉灵帝即位以后，完全成为宦官的傀儡。他一方面极力讨好宦官，公开声称宦官是其父母；另一方面又明码实价的卖官。[4]（P299）东汉外戚与宦官专权加剧了政治的黑暗腐败，激起了太学生和正直官僚的不满，在朝野形成了抨击宦官专政的势力，最终引发“党锢之祸”。延熹九年（166年）和熹平五年（176年）先后发生两次“党锢”事件，第二次“党锢”事件，杀名士李膺等一百余人，禁锢六七百人，太学生被捕一千余人，党人五服内亲以及门生故吏等凡有官职的人均遭禁锢，直到黄巾起义方才解除。“党锢”之祸历时18年，是正直官僚被废弃放逐和宦官独专政权的时期，政治异常黑暗腐败。第二，汉末流民起义。东汉末年政治黑暗腐朽、官僚地主及富商巧取豪夺，更兼水旱虫蝗等自然灾害连连。广大农民纷纷破产流亡，于走投无路之时，便揭竿而起，纷纷举起反抗的大旗。“安帝永初三年（109年）发生了张伯路领导的流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