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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社会科学 2011年第4期 东晋南朝察举制度与文学 陈海燕 丁红旗 摘 要：随着皇权的恢复与振兴，南朝渐趋加强了秀才、孝廉的察举，这是时势所趋；但相比而言，两 者并非平行发展，察举秀才更受时人的青睐。稽之史籍加以考证，可以看出：(一)人才更多的是以 自身的 文学才华而被举荐；(二)对于策文的评价，东晋南朝不再沿袭两汉以来直言极谏、补察时政的传统，而是极 其重视其中的文采、藻饰。这也即姚察、李谔说的以 “文史取人”、“利禄之路”的真实内涵。这种举荐、衡文 的标准极大地促进 了整个社会热衷文学的风尚；但 因种种原因，它并没有带来文学的真正繁兴．反而让南 朝文学走上了一条在故实、辞藻等技巧上互竞高下的道路。 关键词：东晋 南朝 察举制度 文学繁兴 藻饰 中图分类号：K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2338(2011)o4-_o166__05 作者简介：陈海燕，女，文学博士，《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主任。研究方向：汉魏六朝 文学与文献。 丁红旗，男，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博士后。研究方向：汉魏六朝唐宋文学与文献。 征之史籍，整个南朝吟咏之盛，确乎毋庸置疑。但这种文学吟咏之风盛极～时的背后原因，却少 人探讨。即便是刘师培先生，在 《中古文学史 ·宋齐梁陈文学概说》中也仅以“在上者之提倡”加以简 单概括，限于体例而未能深究。诚然，“在上者之提倡”确实是一个重要原因，承平之际，君主以文义 市j【尚，或偶尔据此拔擢一些人才，委实对文学的兴盛有直接的促进；但这种作用恐怕多只限于一时一 地，很难普及到整个社会。曹魏时邺下文学集团的繁盛实际上仅限于邺下一地，就很能说明这个问 题。或者说，只有当这种爱尚渗入到现实运行的政治制度中去，比如说选官制度、人才选拔制度等，且 成为其间一个重要的标准时，这种影响才会被放大，从而具有整体的重大意义，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 东晋、南朝的选官制度对文学的影响显而易见，但对此问题的探究显然不够，有时多限于制度平 面、简略的叙述，对于以何种标准察举人才、衡量策文——这一选官制度的核心，却有意无意地忽略， 或语焉不详，这不免有遗珠之憾。当然，这中间资料比较欠缺，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因此，笔者 不吝鄙陋，以此为发端，尽可能深入地探讨这一问题。 宋齐以来，皇权在 日益加强，不会一再容忍大权的旁落，即要求人事权力从士族的掌控中解脱出 来。因此，两汉以来加强中央集权的一项必要的举措——察举制度势必要渐次重视，这是时势所需。 据 《通典》杜佑按语，曹魏时期，“(毛蚧、崔琰)铨衡人物，选用先尚勤俭。于是天下士人皆砥砺名 节，务从约损”[1] 。选举首先重一个人的道德品行，但东晋初年则发生了转向： 东晋元帝制，扬州岁举二人，诸州各一人。时以天下丧乱，务存慰勉，远方孝、秀，不复策 试．到即除署。既经略粗定，乃诏试经，有才不中举者，免其太守。其后孝、秀莫敢应命，有送 166 至京师 ，皆以疾辞。lJJl 秀、孝的察举都开始重在考核、试经。但杜佑的话不免让人质疑：秀、孝从西汉以来都是并驾分途 的，怎么现在都一概 “策试”、“试经”呢?这牵涉到秀、孝的考核问题。据魏时三府议：“举孝廉，本以 德行，不复限以试经。”华歆则认为：“今听孝廉不 以经试，恐学业遂从此而废。” ’武帝听从了华 歆的建议而下诏：“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孝廉要试经，但怎样试呢?结合 《抱朴子 ·审举》中“今孝 廉必试经无脱谬”的话来看，当是指试经没有脱漏、错谬 ，合于经书原文，这 自然是考核记诵了。也正 是考核记诵，嘉平年间 (249—254)魏舒被举孝廉后，能 “自课，百 日习一 《经》，因而对策升 第”[3](Pl186)。这种考试，史籍当然没必要记载了，也正因此我们在史籍中找寻不到孝廉试经的具体 内 容了。这种情况，到了梁、陈还基本如此，沈约在天监中 《论选举疏》中就说：“假使秀才对五问可称， 孝廉答一策能过。”_1j(’沈约有意地区别了秀、孝，即秀才是 “对”，孝廉是 “答”，正吻合上面的分析。 这也例证可寻，梁武帝亲策岑之敬时，“敕中书舍人朱异执 《孝经》，唱 《士章》”_4J( (《陈书》卷三十 四 《岑之敬传》)，之所以特意让朱异执 《孝经》，就当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