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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汉诗的语言策略及其实践 骆寒超陈玉兰。 中国的汉语诗歌有两大品种：旧诗与新诗。旧诗用文言 写，新诗则用白话。迄今为止，我们似乎已有一个不成文的共 识：文、白之分，乃新、旧诗不同的标志。这自然有其合乎实际 之处。韦勒克等的《文学理论》就曾引贝特森的话，说：“真正的 诗歌史是语言的变化史。”①而所谓“语言的变化史”，真正的内 涵就是指语言体系的不同。中国诗歌由旧诗向新诗发展，也正 体现了两类语言体系的“变化史”。不过，笼统的文、白之分却并 非就是旧诗、新诗两类语言体系区别的全部。 那末，标志新、旧诗根本区别的中国诗歌两大语言体系各自 包括哪些内容?它们间本质的不同又在哪里呢? 这得从诗歌本体的核心课题——诗歌把握世界的不同形态 谈起。 诗歌把握世界的形态，即主体对对象世界的感应形态大致 可以分为三类：一、直觉感应形态，显示为主体融人对象，以物 观物、物我两忘的特征；二、印象感应形态，显示为主体驾驭对 象，以我观物、物着我色的特征；三、逻辑感应形态，显示为主体 问离对象，分析事理、物为我用的特征。以上不同的感应形态， *骆寒超、陈玉兰，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传统汉诗的语言策略及其实践 99 决定了诗歌语言及其表现策略也不同。直觉感应形态产生了心 理连锁式结构的语言；印象感应形态产生了感觉展现式结构的 语言；逻辑感应形态则产生了拟态演绎式结构的语言。三者中， 心理连锁式结构的语言性能较为复杂，它孤立起来看，每一个诗 句之间不存在外在语法的逻辑关联，却有内在心理——特别是 情绪心理的连锁关系；因此，这一类结构的语言可以与第二类感 觉展现式结构的语言表现作潜在应合，在心理连锁式与感觉展 现式相结合的表现策略作用下，会形成一个以点面结构为主要 标志的展现式语言体系。所谓传统汉诗的中国旧诗就属于这一 语言体系。又有采用心理连锁式与拟喻演绎式相结合的策略， 从而显示为以线性结构为主要标志的陈述式语言体系——也就 是中国新诗的语言体系。 根据以上见解，本文将对新、旧体诗各自所据的语言体系在 创作中的功能价值作一番考察，意在为新诗未来的语言建设提 供一分思考。而本文则先论旧诗的语言策略及其实践。 旧诗有其本体构成的独特性。从生态学的角度看，也即从 旧诗存在的文化语境看，这种独特性首先得益于我们民族十分 注重让个体生命与宇宙(自然)共融的“天人合一”的感应形态； 同时，还得益于我们民族爱从“兴象环生”的生存境界中去寻求 至美、享受人生、究通事理。因此在审美心理活动中，我们的先 人对意象、意境和感兴体验有一种出于本能的亲和感，这使得传 统诗人在审美创造中，会潜意识地让直觉感应和印象把握叠合 在一起，以致不论以物观物、以我观物，或者物我两忘、物着我 色，抒情主体在寻求诗情诗意中总会和“物”绞在一起，从对象世 界中获得直觉印象，激发情绪联想，摄取意象，感发意境，从而品 尝出情味理趣。而这也就决定了中国传统诗人在使用语言写诗 时也会让心理连锁式、感觉展示式这两大语言结构形态交汇成 100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论集二编 一个体系。这一个负有感兴意象载体使命、以文言为标志的诗 性语言，并不等同于作为一般社会交际手段的文言。它不仅在 词法上词性不稳、人称缺失、时态含浑，句法上也语序错综、成分 省略、关联断隔。这些使旧体诗整个语言体系显示出形态奇特、 结构破碎、意指朦胧等反常的现象。然而，反常反合常道，破碎 方显完整，朦胧更具多义。易而言之，这种种表现策略特别有利 于形成点面展现性语言形态，并以这一结构机制的特殊功能来 刺激接受者的外在感觉跳跃与内在心理连锁，加大力度应合特 定的感应形态，使读者能通过这样的语言策略来获得灵思 妙悟②。 为此，本文将通过组词、组句、组行等项活动来深入考察传 统汉诗的语言体系及其表现策略。 传统汉诗语言的组词活动，形成了意象化词语的构筑特色。 论及传统汉诗意象化词语的构筑，先得提一提如下这点：旧诗 里有一部分词语因内寓诗性文化记忆而被吸纳进这一语言体 系，且有了意象化定位。如“木叶”，因首先出现于屈原名篇《九 歌·湘夫人》中的名句“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故而成 了能感发萧条、荒芜、凄凉意境的意象符号，被后代诗人广泛使 用。旧诗里还有一部分词语是历史事件、神话传说的浓缩，且藉 所标志的历史事件、神话传说在特定语境中的隐喻功能而获得 了意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