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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音乐新声与文学新变① 徐宝余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雅、郑既是音乐理论的核心观念形态，也是文学理论的核心观念形 态。郑声最初当是一种产生并流行于郑地的新声。当儒家人物将郑声 与雅乐相互对立指称的时候，事实上已经将郑声视为一切新声的 代表。② 在音乐理论中，雅、郑观念的形成由来已久。我们在《论语》中已经 能够看到孔子对于其所处时代的雅、郑观念明确加以区判。孔子说： “恶郑声之乱雅乐也。”(《论语·卫灵公》)又说：“放郑声，远佞人。郑声 ①本文在写作过程中，除直接引用文献在文中已经标明外，观点形成还受到 杨荫浏、王运熙、曹道衡、张伯伟、葛晓音、钱志熙、曹旭诸先生论著的有益启发。 ②按：《论语》中谈到的郑、卫之声，《礼记·乐记》中谈到的郑、宋、卫、齐之 音，《汉书·艺文志》中谈到的代、赵、秦、楚之讴，《隋书·音乐志》中谈到的郑、卫、 宋、赵之声。虽然数声并举，但在多数场合下单独使用“郑声”时，乃是代指一切音 乐新声。又按：郑声实际还包含了胡夷之音。如《后汉书·陈禅传》载永宁元年 (120)，西南夷掸国王献乐，陈禅指为郑声。《隋书·音乐志中》载开皇二年颜之推 上言：“礼崩乐坏，其来自久。今太常雅乐，并用胡声。请冯梁国旧事，考寻古典” (唐魏征、令狐德菜撰，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345页)。《新唐书·武平一传》载武 平人言：“伏见胡乐施于声律，本备四夷之数，比来日益流宕，异曲新声，哀思淫溺” (欧阳修、宋祁撰，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292页)。又按：郑声或者新声，在儒家 人物看来，那是带有贬义色彩的一个标签词汇。在本文的论述文字中，对它并不 持有先行的褒贬色彩。 中古音乐新声与文学新变·119· 淫，佞人殆。”(《论语·阳货》)①孔子这里所说的“郑声”，与《诗三百》中 的“郑风”不是一个等同的概念。“郑风”(包括整个国风)是由天子乐官 采集整理、具有郑地地方乐调色彩的音乐形式；而“郑声”则特指地方新 兴的、不合中和标准的乐调，它们不为天子乐官所认可、采纳。从渊源 上来看，“郑风”实际上是已经被雅化的郑地乐调，在天子音乐系统中具 有合法地位；从时间上来看，“郑风”要早于“郑声”，可以这么说，“郑风” 是往代郑声，而孔子所谓“郑声”，则为新兴郑声。孑L子之所以放郑声而 不放郑风，原因正在于对郑乐的双重认识。② 孔子在音乐领域内的放郑声行为，随着汉代儒学诗教传统的确立， 便浸淫到了文学领域。如何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既是音乐领域 内所遇到的重大问题，同时也是文学领域内的重要议题。而中古文学 理论在新变思想上所持有的观念，又往往与音乐领域内对新声所持有 的观念保持着某种密不可分的联系。 一、音乐新声的特点 孔子何以要放郑声?乃在于郑声“淫”。结合孑L子时代的言论以及 后之儒家人物的一些解释，我们可以发现，郑声之“淫”具体表现在以下 四个方面： (1)在表现手段上和旋律节奏上，表现为繁复多样。《左传·襄公 二十九年》季札评郑声“其细已甚”，《左传·昭公元年》医和说“烦手淫 ①魏何晏等注、宋邢罱疏：《论语注疏》，《十三经注疏》本，清阮元校刻，中华 书局1980年版，第8l、73页。 ②在传统人物看来，郑声不能称之为乐，声、音、乐三者是有着显著的差异 的，参王昆吾《中国音乐学史上的“乐”“音”“声”三分》一文，原载《中国学术))2001 年第3期，收入王昆吾著《从敦煌学到域外汉文学》一书，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本文在叙述时，无论是郑风还是郑声，皆将之视为一种音乐形式，不再对它们进行 礼乐层面上的价值分判。 ·120·谁是诗中疏凿手 声”，皆指繁琐的音乐形式而言0。此与雅乐的标准是相违背的。雅乐 是大和之音，大音希声②，即要求在音乐演奏的手段上、在音乐旋律节 奏上做到简洁、生动、自然，不刻意加以繁富修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郑声淫乃是指郑声超出了雅乐的演奏手段和美学标准。 (2)在音乐效果上，表现强烈的情感感染力，具有不可抗拒的移情 夺志的作用。《礼记·乐记》载子夏释“溺音”日：“郑音好滥淫志，宋音 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淫志、溺志、烦志、乔志，皆是 指郑声对于人们意志的改变和破坏作用。《乐记》还谈到不同的音乐会 产生不同的情志效果：“是故志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