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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领域:金融学
分权化改革对信用秩序的影响:一个转轨经济的视角
李纪建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陕西西安 710061)
内容提要:文章尝试采用演进主义的视角,从转轨经济改革过程中分权化的角度分析信用秩序。分权化改革,使政府作用结构发生了变异,地方利益的独立化及其与中央的博弈对金融资源的分配结构发生了深刻影响,信用格局分化为三元结构。与此同时,信用秩序的演进分别呈现“权力分配秩序——权力博弈秩序——市场竞争秩序”的特征,市场竞争下的信用秩序形成依赖于政府行为准则的确立。
分权化改革对信用秩序的影响:一个转轨经济的视角
李纪建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陕西西安 710061)
内容提要:文章尝试采用演进主义的视角,从转轨经济改革过程中分权化的角度分析信用秩序。分权化改革,使政府作用结构发生了变异,地方利益的独立化及其与中央的博弈对金融资源的分配结构发生了深刻影响,信用格局分化为三元结构。与此同时,信用秩序的演进分别呈现“权力分配秩序——权力博弈秩序——市场竞争秩序”的特征,市场竞争下的信用秩序形成依赖于政府行为准则的确立。
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来自于中央政府实施自上而下的“放权让利”改革的成功。“放权让利”体制改革主要沿着两个方面来进行:一是“分灶吃饭”,实行地方财政包干体制,扩大地方权限;二是“减税让利”,调整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以激发企业的活力。这两个方面的改革,都不同程度包含着利益分解和经济权力下放(周振华,1999)[1]。在体制改革和向市场化变迁的背景下,这项分权化改革不仅仅是一次经济管理权力和财税分配模式的调整,而具蕴含有更多的制度演进意义。更为关键的是,这项分权改革极大调整了原来计划经济下的利益格局,培育了新的利益主体,从而推动了制度变迁。考察分权化改革对信用秩序的影响具有非常重要意义,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把握金融改革的内在逻辑和信用秩序变迁的路径特征。
1 分权化改革下的金融资源
在1978年以前,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僵化死板使中央和地方彼此观望而对经济的发展难以产生实际效果。70年代末财政分权尝试的明显成效导致了后来的1982年和1994年更系统和更本质的财政改革。这也表明中央集权的相对衰弱和地方自主权的扩大,各省都先后建立起自己的财政预算体系,并在制定地区发展的政策中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地方经济的发展由此迅速加快,从而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Jefferson,G.Rawski(1994)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结论也证明,中央控制的放松发挥市场自身规律的作用比中央集权更有效[2]。在非正规化的分权改革过程中,地方政府为加快经济发展,资金需求是非常强烈的,然而单靠财政收入积累无法满足其内在需求,金融成为一种制度替代。
在我国,与国有银行体制相对应的产权结构—公有金融产权的被分解为两个层次,即纵向分解和横向分解,纵向分解表现为国家专业银行的分设;横向分解表现为地区层面金融资源的林立分割。基于计划经济的“科层式”安排,经纵向分解的金融产权又被同时纳入地区分权的框架,表现为国家专业银行地区分支机构的设立。这样,公有金融产权就最终呈现出纵横交错的“条块”状结构。这“条块”式科层安排对信用秩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由于分解后形成的每一块金融产权并不具有排他性,任何一家专业银行都是同一个公有产权的代表,因此首先引发的便是中央银行和专业银行之间的特殊博弈现象。博弈的实质是争夺那一块没有产权边界的公有金融资源,博弈的结果是,中央银行不但无力控制专业银行的信用行为,而且在专业银行的“逼迫”面前屡屡让步。这样,以国家垄断信用的格局出现变异,地方政府以及地方银行信用扩张形成“倒逼”机制,中央银行在实际上已无力控制信用规模。正如魏玮等(2002)分析的那样,以计划分配指标控制为特征的信用秩序出现“绕规模帐外循环”等信用失序现象[3]。
(2)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地方政府一般是公有产权的真正代表,而专业银行的地区分支机构所代表的也是公有(金融)产权,这种结构使地方官员的干涉成为可能,而地方官员的干涉使信用秩序变的更复杂。比如地方政府尤其是省级政府对当地银行的干预比较多,表现在人事安排、信贷规模和中央银行贷款分配方面。特别是地方政府向分行方面加压力,让其向总行多要贷款,放松对本辖区金融机构的金融监管,想法钻政策的空子,使中央银行分支机构地方化,极大地影响了国家宏观金融政策的贯彻实施。地方银行和企业领导一样面临行政干预压力,人们一般从地方政府行为方面找原因,认为改变这种状况的根本出路是转变地方政府职能,应减少它们对银行的干预。事实上,真正的原因在于公有产权的简单分解,因为地方政府为追求地方利益最大化向银行机构提出资金要求,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地方政府的进入给金融体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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