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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职住空间关系特征及变化研究 ——基于第五和六次人口普查和 2001 和 2008 年经济 普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张 纯 易成栋 宋 彦 【摘要】职住空间的不断分离成为全球大都市的发展趋势，并对城市的生产、生活、交通、资源和环 境产生深远的影响。本文以北京作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大都市典型案例，运用第五次、六次人口普查 分街道的居住人口数据，以及2001 年基本单位普查和2008 年经济普查分街道的就业人口数据，分析了北京居 住空间关系、就业空间关系、职住空间关系的特征及其变化。分析结果显示从2001 年到2010 年，市区和郊区 的居住密度都增加，并从中心向外递减，同时呈现出多中心化特征，近郊和远郊出现新的居住次中心；就业岗 位分布向城市中心区的已有就业中心集中，近郊就业密度增长最慢，远郊就业次中心初步发育，但仍不足以形 成多中心就业的格局；而就业-居住空间关系变化显示，城市中心区已有就业中心的JHB 指数升高，近郊的 JHB 指数降低，反映了更多居民居住在郊区而到城市中心就业，职住错位进一步加剧；而一些远郊城区中心的 JHB 指数略有提高，反映了远郊就业次中心对周边地区一定的就业吸纳能力。北京的案例研究表明，在现阶段 转型大城市居住不断分散的同时，就业却更加集中，呈现出居住在郊区、就业依然集中在城市中心这种不同于 西方城市的职住错位模式。因此本研究不仅丰富了基于西方城市化背景下的职住错位理论和提供了新的实证案 例，也为通过制定土地利用和交通政策来提升居民的就业可达性提供了政策依据。 【关键词】职住平衡；职住空间错位；可达性；北京 1.引言 城市职住关系是长期以来城市规划领域关注的话题，注重探讨居住单元和就业岗位在数量 和类型上的匹配关系[1,2]。理想的职住关系状态是居住平衡（Job Housing Balance），即居住 [1] 地和就业地之间的相互接近 ，这也是城市居民、规划者和政策制定者共同追求的目标。然 而，虽然人们有着追求职住“平衡”的良好愿景，全球范围内大都市普遍观察到现象的却是职 住空间的不断分离，即职住错位（Job-Housing Mismatch）现象[3-5] 。 职住错位的理论假设最初由 John Kain 于 1968 年提出，用来描述美国二战后，当企业不 断从城市中心向城市郊区外迁的同时，由于住房隔离，非裔的低技术劳工仍然留在城市中心区 的现象[6-8] 。这导致了这些城市中心的黑人没办法接近体面的工作，这被认为进一步剥夺了有 色人种的未来发展机会[9,10]。 近年来的实证研究也不断证实了“职住错位”现象的存在。例 如，美国的交通调查表明，在过去的三十年之中人们驾车出行的距离渐行渐远，其中以就业为 [11] 目的的通勤是所有出行中距离最远的 。这种职住关系不平衡的变化趋势与美国城市二十世纪 1 后半叶开始的城市快速郊区化，以及随之伴生的城市蔓延相关——居住、就业都迁移到远离城 市中心而环境较好、地价便宜的郊区，引发了职住空间的远离[12, 13]。 已有的研究认为，职住分离的负面影响，不仅在于直接导致了通勤量的增加，提高了使用 小汽车的机会，更在于因为增加了温室气体的排放而加剧了能源和环境负担[14]。除此之外，职 住分离的潜在社会经济影响，尤其对于低收入群体来说，还在于可能由于交通方式的局限无法 到达较远的低技术就业岗位而失业[15, 16]。特别是随着精明增长运动和新城市主义理念在上世纪 九十年代的兴起，职住空间的错位更被认为是导致过度通勤（Excess Commuting）、低水平的 就业可达性以及其他一系列城市社会问题的原罪。 长期以来，职住关系的变化受到研究者的持续关注。目前积累的研究发现，空间因素和非 空间因素都会对职住空间关系及其变化产生影响。例如，有研究发现土地利用模式，决定了居 [1] 住、工作和其他目的地之间的距离——这大约决定了 1/3 的驾车距离 。这样来看，混合的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