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徐光启入天主教.docVIP

浅论徐光启皈依天主教的原因 左上 徐光启是明末的著名科学家，晚年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宰相），是历史上京中官阶最高的上海人。同时他又是明末清初一位重要的天主教徒，他与李之藻和杨廷筠一起被誉为天主教的“三大柱石”。但关于其信教的动机历来有所争议，本文试图就此做一番探讨。 有一种说法指出，徐光启从一个奇怪的梦境中得到启示，从而决定入教：“庚子(一六〇〇年，明万历二十八年)，再入南都（南京），知利玛窦来自太西，传天主正教。因往候，略闻其旨，归来得一梦，见一圆堂中，设有三台，一有像，二无像，既醒，不识何解，大以为异，癸卯（一六〇三年，明万历三十一年），又至南都，访利先生，时利子已往都门（北京），明坚罗先生出接，即引瞻拜天主像，罗子谓天主三位一体，兹则第二位降生为人之像。公忽忆前梦，始惊疑”，“罗子因以引利子所译实义及教要诸书送阅，公持归邸舍，彻夜不寐，读之欣喜无已……即立志愿受教。”这种说法乍看起来，徐光启的宗教思想水平与一般的善男信女没有很大区别，难道徐光启仅仅是因为一场梦的感召而信奉了天主教吗？恐怕单凭这点远远不能概括徐光启的宗教观。 在王重明教授辑校的《徐光启集》中，有一篇徐光启本人阐述自己的宗教信仰的重要文献《辩学章疏》，从这篇文章中，我们明显可以看出其皈依天主教有明显的社会现实目的。 在徐光启眼中，传教士“皆务修身以事上主，闻中国圣贤之教，亦皆修身事天，理相符合，是以辛苦艰难，履危蹈险，来相印证，欲使人人为善，以称上天爱人之意”，而天主教则能“令人为善必真，去恶必尽，盖所言上主生育拯救之恩，赏善罚恶之理，明白真切，足以耸动人心，使其爱信畏惧，发于繇衷故也”。正因为“西洋邻近三十余国奉行此教”，所以它们“千数百年以至于今，大小相恤，上下相安，路不拾遗，夜不闭关，其久安长治如此。” 而与徐光启心目中理想的西方世界相比，中国虽然“古来帝王之赏罚，圣贤之是非，皆范人于善，禁人于恶，至详极备”。然而“赏罚是非，能及人之外行，不能及人之中情”。也就是说由于道德法规出于外在的人为约束，而这种建立在儒家实用伦理基础上的社会是不牢固的。特别到了晚明，社会危机起伏：朋党恶斗、贪污盛行、民变蜂起、新政废弛、边患日深及帝王的荒怠和暴戾，由此造成道德沦丧、人心迷茫。现实生活中善恶无报，如“颜回之夭，盗跖之寿”，更使人从功利的意义上怀疑帝王圣贤的赏罚是非，因而道德和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虚伪现象普遍存在，“是以防范愈严，欺诈愈甚。一法立，百弊生，空有愿治之心，恨无必治之术”。而外来的佛教也无法改变这种社会风气，不能做到劝善止恶。对此徐光启指出：“（佛教）东来千八百年，而世道人心未能改易，则其言似是而非也。说禅宗者衍老庄之旨，幽邈而无富；行瑜迦者难符箓之法，乖谬而无理，且欲抗佛而加于上主之上，则既与古帝王圣贤之旨悖矣，使人何所依据乎？”与此同时，宋明儒学在佛教的这种影响下，也以超现实的抽象之理为其主要内容；到了明末，其末流更是斤斤于朱王门户之见，高谈性理而不切于实用。 徐光启由此相信只有天主教，即“事天之学”，才是“可以补益王化，左右儒术，就正佛法者也。”这概括起来就是徐光启天主神学思想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即“补儒易佛”。简单来说，“补儒易佛”的主要意思就是，以天主教的思想精神作为一种借假力量，来抵制当时日益败坏的社会风气，有效地实现儒家入世的、积极有为的价值观念，使儒家重新振奋起来。单从这四个字我们就可以发现，徐光启对“儒”和“佛”的态度显然不同：“儒”是要用天主教去“补”其不足，而“佛”就是要用天主教去“易”，即非要改变不可。这一方面可以看出儒学的价值和地位远远高于佛学；另一方面也可以反映出，在徐光启的心目中，儒教的主干地位没有改变，这与当时西方传教士想通过“补儒”走向“超儒”的做法完全不同。这显然与徐光启作为一名士大夫的身份有关，正因为他在骨子里身为一名儒士，同时又作为一名基督教徒，由此导致了徐光启既想利用天主教这一新的源泉完善甚至重建传统的信仰价值系统，同时也没有放弃并坚守着以儒学为最高价值的传统（事实上徐光启不过是把儒家自宋元以来的空谈心性之学的意义放弃了，而传统儒家“平治天下”等意义仍然被他保留）。对此，法国学者谢和耐在《中国与基督教》中写到：“徐光启所宣扬的，不是纯粹的基督教教理，而是一种儒教和基督教的大杂烩，与16世纪在儒教和佛教之间的混合物相类似……（补儒易佛）不像传教士们想象和认为的那样，指在纯世俗理论与宣扬超越一切真谛的宗教之间进行角色的分配，而是指在儒教那不太明确的世俗和宗教体系与传教士们的伦理、宗教和科学之间的结合。”这正是反映了徐光启的宗教思想是对耶、儒的会通。 天主教之所以能做到“补儒易佛”，“不仅在于它其中贯穿着和科学中一样严密的逻辑论证，使其论点有确实性，而且它的‘修身’方法切实可行，是‘实修’。因而天主教以其‘实学’的性格移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