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传统法律文化与和谐社会建设的法学专业论文.docVIP

论传统法律文化与和谐社会建设 内容提要 和谐社会建设，已作为十一·五发展纲要之一，被提上了改革日程。站在新的起点上，回顾中华法律文化中有关和谐的内容，能给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制度转型提供借鉴。本文将拟从中国古代礼法文化中提取有关和谐的内容，并结合当前的和谐社会建设，就转型期法律的传统和现代问题进行阐述，以期对今天的制度构建能有所参照。 关键词 传统礼法文化 和谐社会 制度转型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浩如烟海。从皋陶制律，到清末立宪，在长达三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法文化从未间断过，虽然其间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几度沉浮，但是在屈辱与荣耀间徘徊的时候，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淡漠中华法文化带给我们的骄傲。纵使中国的法律文化是以刑法为主，但是它在漫长的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更迭中，却创造了无与伦比的成就。由此形成的中华法系，在全世界尤其是在亚洲，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法制的现代转型，不能脱离传统文化的勃兴与衰落。因为我们在仰望古人曾经仰望过的星空时，总会不经意间探寻到那些曾经洒落的启示和冥想。由此，和谐中国的法制构建，必须学会从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经验和教训。 ? 一、和谐意义新探 (一)古意中的和谐 和，有整和、组合、完整之意，蕴涵一种协调安定的秩序期待在里面，我国古代对“和”的追求，不仅代表了东方尤其是亚洲人的审美理念，更传达出我们治国安邦的一种期待。因为“和则立，分则败”的道理，东西方皆知。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第五十六节从宴子对齐景公辨析“和”与“同”之别开始，追溯《管子》，并旁及西哲。古希腊哲人亦道此，喻谓音乐之和谐，乃五声七韵之辅济，而非单调同声之专壹。赫拉克利都斯复言，无高下相反之音，则乐之不能和，故同必至不和而谐出于专一。“苏格拉底所谓国家愈统一愈佳，亚里士多德驳之曰：‘苟然，则国家将成为个人，如和谐之敛为独音，节奏约为么拍’。”[1]可见，不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先哲的思想认同中都有一种对和谐的追求与理解，也可从中看到和谐理念起源之悠远。 要解答古意中的和谐,首先便想到,为什么在中国这样的国土中，会如此强烈地注重和谐，为何这种情况不是出现在其他洲际或其他民族？当我试图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突然想到，四大文明古国也只有中华文明几千年来绵延不断。古印度孔雀王朝在泰姬陵的华美中销声匿迹；巴比伦文明随着两和流域的成年干旱逐渐“断流”；古希腊的石头城堡也在日耳曼人的军队中变成废墟。只有中华文明在无数次的起落间延续至今。为什么？如果说中国地大物博，这仅仅是一个地理上的缘由；或者说中国人口众多，国库殷实，而这也不能作为根本。所以笔者认为，大汉族自诞生以来，就对一种精神产生信仰与崇拜，以至团结凝聚，直到儒家文化成为正统，农业文明由黄河推向长江又泛及珠三角。而这种精神可能就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家国一体观念的重视.集体主义逐步取代个人本位，并衍生出后来对和谐观念的崇尚。而和谐又是对家国本位一体化重视的集中体现。 传统法律文化虽以儒家文化为主并兼及各家学说，但作为主导的儒家文化也崇尚和谐，和谐在儒家思想中早就萌生。和谐代表稳定，象征秩序的既定。在一个农业文明占主导的东方国家里，中华文化把对和谐的理解提升到了最高。中国法律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礼法结合，而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法律文化，又处处彰显着这种“礼”与法的结合。借用瞿同祖先生的说法，即“儒家鼓吹的理想封建社会秩序是贵贱、尊卑、长幼、亲疏有序，要求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符合他们在家族内的身份和社会政治地位。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行为规范，这就是礼。礼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差别性。人人遵从礼的规范，天下便达到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境地”。[2]而这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境地，正是统治阶级希望达到的和谐——统治的和谐。古人所谓“明刑弼教”，实际上是借助法律制裁来维持礼治，加强礼治的合法性与强制性。所以有了“人心违于礼义，然后入于刑法”的说法。 行文到此，笔者以为，古意中的和谐，集中体现为一种秩序的和谐，确切地说，是对家国秩序的浓缩。从家来讲，孔子早就有言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涕，谨而言，泛受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礼记.礼运》）。从国来讲，人要“讲信修睦”。王阳明讲，“仁者以天地为一体，若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尽处”。而这种“天地为一体”的观念诠释，便能看出自古以来，我们的文化中就包含了一种由家泛及国，又由国溯及家的“同心圆”思想。所以,礼的正确含义可理解为“异”，与乐之“同”者不同。“‘礼’所容许的，认为对的，也就是法律所容许的，认为对的。礼所不认为对的，礼所不容许的，也就是法所禁止的，所制裁的。”[3]能守礼自不犯刑，所以古人常礼与法并称，曰“礼法”、“礼律”。 (二)今人对和谐的理解 和谐，作为一个古已有之的观念，我们今天重新提倡它，自然有现实的国情需要。所以，不论是遥远的过去，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