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1931年间达尔罕旗放垦中的贵族纠纷.docVIP

1902―1931年间达尔罕旗放垦中的贵族纠纷 　　摘要：1907-1931年间，内蒙古哲里木盟达尔罕旗经历了7次放垦，贵族因争夺土地权益而起的纠纷不断出现。其原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清廷对蒙地的“大放垦、小禁垦”政策给私垦足够的发展空间，却未尝试建立有效的管理机制；该旗未垦荒地较多却又缺乏有力的领导者；清末新政期间开始官放，民国初期也将垦权下放到蒙古贵族手中，极大地鼓励了蒙古贵族积极追求农业利益，垦务政策的转变成为达尔罕旗贵族纠纷表面化、白热化的关键转折点。贵族围绕放垦的纠纷经历了表面化、白热化、持续扩大与深化四个阶段。清廷在20世纪初期推行蒙地放垦政策之后，贵族之间的纠纷由明争暗斗变为公开的利益争夺。民国初年，贵族开始动用武力来解决垦务纠纷。此后，贵族的争夺转向了熟地乃至剩余的牧场，影响到下层民众的生计和游牧经济的存续。实际上，在1939年伪满政府实行“蒙地奉上”政策之前，蒙古贵族掌握着蒙地的管辖权和收益权，并成为推动蒙地放垦的重要力量。 　　关键词：内蒙古；达尔罕旗；蒙地放垦；蒙古贵族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4）01-0151-07 　　20世纪以来，土地沙化成为内蒙古地区一个严重的环境问题。该区域的生态恶化往往被归咎于农业发展，归罪于汉人对这里农业发展的促进。许多研究倾向于将内蒙古地区的农业发展视为汉人对蒙族利益的剥夺。但实际上，蒙古贵族在推动内蒙古地区农业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当越来越多的蒙古贵族选择在自己的领地里留住汉人时，贵族之间也因为农业利益分配发生了越来越频繁激烈的纠纷。这些纠纷虽然以抗垦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其反对的并非是农业在这一地区的发展，而主要是争夺农业发展所带来的利益。历来对抗垦的研究多注重从阶级、蒙汉两族之间的矛盾加以讨论，而忽略了蒙古贵族作为一个阶级的内部纠纷。本文拟考察科尔沁左翼中旗（因为达尔罕王历任旗长又被称为达尔罕旗、达尔罕王旗）1902年官放开始至1931年9?18事变爆发期间，发生在贵族之间的垦务纠纷。 　　本文以达尔罕旗为例考察垦务纠纷，主要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第一，旗内贵族较多，且无强有力的旗长，领地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划分从而导致纠纷不断；第二，达尔罕旗开垦较晚，到清末新政之前，旗内农业多集中在旗东南部的东辽河流域，已经尝到了农业利益甜头的贵族们，还拥有广大的西辽河流域等广阔的宜农区域尚待开垦；第主，达尔罕旗放垦次数多。20世纪前30年，达尔罕旗前后放垦7次，每一次都引起了贵族内部以及贵族与民众之间的纠纷。著名的嘎达梅林抗垦就发生在这里。本文认为内蒙古地区的农业发展首先是蒙古贵族的主动选择，并通过探查20世纪前30年间内蒙古地区的农垦纠纷及贵族扮演的角色、贵族对农业的态度来对此进行阐释。 　　一、纠纷的由来 　　达尔罕旗位于哲里木盟中部地区，因离内地较远，其开垦晚于卓索图盟、昭乌达盟，自然环境较卓、昭两盟稍差，开垦的比例也较低。旗内地势西高东低，冬季严寒，夏季酷热，年降水量在250-450毫米之间波动，东部灌溉条件好的区域适合农垦。 　　19世纪以来，农业在东蒙古地区渐次发展，逐渐成势。达尔罕旗早在乾隆年间就已零星开垦。嘉庆八年（1803年），达尔罕王（达王）奉旨招垦，这次招垦的区域于1877年设为奉化县；道光元年（1821年）再次奉旨招垦，招垦区域于1877年设为怀德县。这两县范围内的土地一般被称作旧垦地。蒙旗设立收租的机构，租赋一半归扎萨克，一半分给官兵台壮。 　　贵族之间在放垦问题上的纠纷绵延不断：道光元年（1821年）达王即因为与卓哩克图亲王（卓王）之间的垦务纠纷被革职；光绪四年，达王棍布旺济勒被诉勒索部众，旋即遇害，因其子幼，卓王代理旗长职务，随即私放荒地；光绪二十五年，达尔罕旗借占博多勒噶台王旗地亩，因久占不还被控诉。凡此等等，不一而足。 　　20世纪以后，蒙古贵族因放垦而起的纠纷日益增多，其原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首先，清廷对蒙地的“大放垦，小禁垦”政策给私垦足够的发展空间，却未尝试建立有效的管理机制，导致整个蒙古社会就开垦问题不断产生纠纷。 　　清政府对内蒙古地区农业发展的矛盾态度，导致这一地区不断出现纠纷。清廷并不希望这里的农业真正繁荣，因为担心汉人进入蒙地可能会削弱满蒙联盟而实行禁垦蒙地的政策。但满蒙联姻政策又使皇亲国戚们能额外享受到农业发展的好处。农民作为下嫁公主们的家奴定居下来，保障皇亲国戚们稳定的农产品供应。这种附带着宫廷气息的农业，首先成为贵族们效仿的对象，引起了贵族们对农业的向往。这种向往在内地面临水旱灾荒的时候更容易变成现实，因此发展农业的好处逐渐旁及中下层贵族，以及普通蒙丁。 　　清朝的统治者一方面允许皇亲国戚享受农业发展的好处，一方面无视且不肯下决心管理农业发展所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