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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文学”的话语蕴涵与阐释空间 　　摘 要：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在“民国文学”的结构框架之内，重新梳理中国现代文学的诸多细节，能够有效地调整文学史研究的固有路径，极大地增强文学史书写的自觉意识。作为“民国文学”的一种阐释模式，“民国机制”的生成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拓宽研究视野，完整地呈现文学史建构过程中的事实真相，具有显著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现代文学；“民国文学”；“民国机制”；话语蕴涵；阐释空间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4）03-0104-04 　　一、文学史命名的困惑和矛盾 　　日本著名学者伊藤虎丸说；“书写文学史的起点必须置于当下，尤其当置于对现在的不满。历史，不是从过去的‘事实’中翻找出来的，而必须是在与‘对现在的不满’斗争中表现出来的。不是有了过去才有现在，而是有了现在才有过去。”[1]5就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而言，我们同样面临着此种问题。回顾本学科的历史发展进程，学术界曾以“新文学”、“现代文学”、“百年中国文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现代中国文学”等一系列称谓来命名。可以说，在“现代性”的阐释框架之中，此种命名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发展。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的迅猛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趋于多元化，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受到极大挑战。基于此，学者们认识到原来的文学史编纂法则是存在严重缺陷的，极大地束缚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阐释空间。“中与西”、“古与今”、“新与旧”、“文言与白话”、“进步与落后”等思维模式，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正如王永祥所说：“现代文学的学科危机集中反映在‘重写文学史的冲动中，现有的‘新文学’、‘近代、现代、当代’、‘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等叙述范式都存在不尽合理的地方。最大问题在于其中所包含的颠覆学科自身存在根基的危险性，而危机的核心，在于我们缺乏一个源于自身历史进程中概括总结出来的概念体系来阐释我们百年以来的文化与文学实践。”[2]换言之，中国现代文学学科面临着合法性的生存焦虑。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原来被排斥在现代文学史之外的通俗文学（黑幕小说、言情小说、科幻小说、狎妓小说、武侠小说等），并不完全是一种旧文学，部分作品蕴含着许多鲜活的现代性因子。比如，作为20世纪中国通俗文学研究的杰出代表，苏州大学范伯群、汤哲声在《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中就对这一问题有深入系统的论析。不仅如此，和现代新诗并行发展的旧体诗词和诗话，也并没有从人们的阅读视野中消失，反而有时作为一种抒情文体相当流行。由此可以看出，文学史叙述是存在多种可能性的。不管我们采用何种编纂法则，最后描述出来的绝对不是文学史的原貌，而注定都是文学史发展的一个侧面而已。 　　作为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民国时期无疑是具有显著意义的。当下，随着人们对民国“议题”（主要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教育、科技）研究的不断深入，民国时期的文学“议题”也就被提上了日程。众所周知，中国现代文学和民国历史几乎是处于同一个时间坐标的。不管我们怎样评价这一段历史，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民国时期特殊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文化结构、思想观念、出版制度、审查制度等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现代文学的建构过程。无论是作为一种积极力量，还是作为一种消极因素，其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参与因素。毫无疑问，“民国”时期给中国现代作家带来了独特的“民国体验”，这是谁都无法否认的基本历史事实。正是在民国时期，许多作家不怕险恶的现实环境，有效地发挥了他们的创造才能，才成就了各自的文学梦想。时至今日，中国现代文学发展面临着许多困境和矛盾。要想进一步推动本学科继续向前发展，就必须及时地调整研究思路，积极寻找合适的研究方法，这样才有可能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引向深入。正如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说：“今天，认为历史是可总览的整体的观念正在被克服，没有一个独此一家的历史总概括仍能让我们满意。我们得到的不是最终的，而只是在当前可能获得的历史整体之外壳，它可能再次被打破。”[3]换言之，这些历史叙述绝对不是铁板一块，它总是在不断建构和解构的过程中实现发展的。 　　二、“民国文学”的意义辨析和理论价值 　　与原来的许多文学史命名方式相比，“民国文学”无疑是一个较具合理性的意义概念。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增长点，民国文学“虽然也包含某种性质判断，但还不是具体研究，只是为了通过对研究对象的内涵和外延的共同确认，而获得一种研究的共鸣。因此，命名也是现代中国文学研究过程中的一个前提。在这样一种前提的确认之下，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命名就应该从意义的概念返回到时间的概念上来。”[4] 今天，我们试图用“民国文学”的概念来代替原来的文学史命名，绝对不是一时的冲动和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