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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与历史的交融 　　摘要：新历史主义主张“历史的文本性”与“文本的历史性”，强调历史与文学之间的互动与对话，认为文学可以传达历史真实，具有认知功能。康拉德《黑暗的心》以文学文本为媒介，对欧洲殖民主义暴力之下的非洲形象与殖民创伤进行了话语建构，实现了文本与历史的交融，传达了历史的真实意蕴。这表现了康拉德将历史真实加工成文学作品的能力，证明了对于历史真实进行文学再现的可能性，彰显出历史与文学之间的辩证张力结构。 　　关键词：康拉德；文本；历史；新历史主义；《黑暗的心》；非洲形象；殖民创伤 　　中图分类号：I0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4）01?0206?05 　　波兰裔英籍作家约瑟夫?康拉德的《黑暗的心》自问世以来，国内学界从不同的批评角度对《黑暗的心》进行了解读、阐释。比如赖辉从叙述者、叙述接受者和“陌生化”三个方面，对《黑暗的心》的叙事技巧进行了分析[1]；姚兰、王颖探讨了《黑暗的心》中黑与白的象征意义[2]；徐平阐述了这一作品的反殖民主义主题，认为康拉德揭示了殖民者的掠夺财富和践踏人性的本质[3]；吴迪龙、罗鑫则从界定后殖民批评的理论范畴入手，说明后殖民不是反殖民，《黑暗的心》不是一个典型的后殖民文本[4]。上述研究丰富了我们对《黑暗的心》的认识和理解。然而，稍感遗憾的是，很少有评论者从新历史主义的角度对这一作品进行阐释。张湛和郑蓉颖以新历史主义的视角对《黑暗的心》的主题进行探究，认为该书不仅具有文学价值，还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并分析了康拉德的个人经历对于其创作的影响，指出主人公马洛在非洲的经历，在身体和精神上都与康拉德有相同之处[5]。这一观点不乏精辟之处，丰富了作品的内涵，但没有全面探讨这一作品如何将文学文本与历史交融在一起，为何文学文本能够再现历史真实、如何再现历史真实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对这一作品进行重新审视，探究康拉德如何通过这一作品对非洲形象与殖民创伤进行历史话语建构。为此，笔者将主要以新历史主义理论为基点，运用该理论中“历史的文本性”与“文本的历史性”的核心概念，考察《黑暗的心》作为文学文本如何具有历史性、反映历史真实，探讨该作品如何再现19世纪后期殖民主义严酷暴力之下的非洲形象与殖民创伤。 　　一、历史真实与文学再现 　　新历史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蒙特罗斯（Louis Adian Montrose ）曾提出“历史的文本性”与“文本的历史性”，主张历史与文本进行互动、对话。所谓“历史的文本性”是指历史著作与文学文本并无本质区别，历史大多数是由文本构成的，历史著作与文学创作都具有虚构性，我们要通过文本才能接近与认识过去的历史，同时历史文本也不断成为更大的文化语境中的文本；“文本的历史性”，是指包括文学文本、社会文本在内的一切文本，都具有特定的社会历史性和文化性。新历史主义的另一代表人物海登?怀特（Hayden White ）认为，历史叙事是一种语言虚构，类似于文学的语言虚构，同时，历史叙事不是对过去发生的所有事件的照搬和机械的模仿，也不只是记录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是在对原有资料进行整理、加工、提炼的基础上，重新描写事件，使其成为一个具有因果关系的故事。怀特指出，只要历史学家“不能给历史实在提供一个故事的形式，他的描述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6]（5），同时，史学家还要对故事进行情节编织、形式论证、意识形态解释，这是一个诗性构筑的过程。由此，传统的客观的历史叙事便在怀特的理论下轰然瓦解，取而代之以历史叙事的虚构性、修辞性、主观性，其强烈的诗性色彩、文学底蕴，更为怀特所关注。怀特认为，历史编纂过程中渗透着史料的选择、语言修辞、情节编织、意识形态等主观建构因素，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具有文本性，类似于文学创作。为此，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教授乔治?伊格斯（George Iggers）将怀特的理论称为“介于学术与诗歌之间的历史编 纂”[7]。新历史主义的理论观点打破了传统学科视域下历史与文学之间森严的壁垒及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强调了历史与文学之间互动的对话关系。 　　19世纪末的非洲历史，是一段黑暗的被殖民被征服的创伤历史，欧洲殖民者将黑人奴隶看作牲口一样的生命，黑人没有丝毫的人身自由、结婚和受教育的权利。英国作为当时最大的殖民帝国，以自诩文明与进步的立场，将殖民地看作是愚昧、野蛮、落后、未开化的等待被拯救、被开发、被教化的“他者”，启发了殖民者向海外冒险，寻求财富与领土的狂热情绪，也为其对殖民地进行杀戮、占有和剥削提供了理所当然的依据。暴力的殖民征服，往往伴随着文化霸权主义，比如在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的小说《鲁滨逊漂流记》中，鲁滨逊先是以武器征服了星期五，接着对星期五进行文化征服，教他语言，用基督教思想去改造他，最终，星期五不仅失去了人身自由，更重要是丢弃了自己的种族文化，完全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