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治理效率损失的一般性解释及其解决策略.docVIP

政府治理效率损失的一般性解释及其解决策略 　　收稿日期：2013-09-26 　　作者简介：丁云龙（1963-），男，吉林扶余人，哈尔滨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胜君（1972-），男，黑龙江五常人，哈尔滨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 　　摘 要：作为效率损失的重要表现，在我国政府治理领域存在着“行政不作为”等社会现象。从这些现象入手，通过建立博弈支付矩阵模型，引入“搭便车”分析工具，旨在揭示政府治理效率损失的发生机制和制度诱因。政府治理效率损失存在着三种发生机制：委托代理关系扭曲诱发了“搭便车”初始心理预期的涨落；纵向事权配置诱发了参与人数的增减；博弈策略选择不当诱发了均衡状态的变化。政府治理效率损失的制度诱因是委托代理关系扭曲、纵向事权配置方式和博弈策略选择不当。解决政府治理效率损失的策略，应立足于调适委托代理关系、优化事权配置和设定责任分割机制。 　　关键词：政府治理；搭便车；事权配置；委托代理 　　中图分类号：F224.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3）06-0091-06 　　一、引 言 当代公共产品理论在讨论政府治理效率时，大都隐含一个基本假定，把政府视为公共产品的供给者，而把政府之外的社会公众和其他群体视为公共产品的消费者[1][2][3]。这一假定并不完全符合复杂的政府治理现实，更不完全符合转型期中国政府组织的运行特征。比如，在中国政府架构上，存在着多个从中央部委一直贯穿到地方政府的纵向行政执法部门，这类组织具有一个共同的运行特征：依照相关法律法规，都可以代表政府独立开展治理活动[4][5]。当多个不同的政府部门对某一领域同时拥有管辖权时，对其中的某个政府部门来说，不再单纯是公共产品的供给者，也是其他政府部门提供这类公共产品的消费者，具有了典型的双重身份。 　　对于公共产品的消费，当供给者卷入其中并成为客观上的消费者时，政府治理的效率和性质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比如在食品安全领域，《食品安全法》中明确委托了9个政府部门对其进行治理，治理力度不可谓不大。即便如此，大到“三鹿奶粉”，小到不时出现的“地沟油”、“瘦肉精”、“毒胶囊”等一系列事件，表现出来的问题是：政府期望通过多部门“齐抓共管”的治理方式解决食品安全问题，但问题还在不断涌现，并伴随大量的行政不作为现象。政府治理效率与公共需求之间存在着落差，通常被媒体解读为“九龙治水天下旱”。 　　一般说来，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属性[6]，决定了社会成员可以策略性地采取“搭便车”行为而无需付费，这对提高政府治理效率是有帮助的。但在上面的事例中，我们发现，政府治理效率不但没有有效提高，反而处于某种紧张状态[7][8][9]。也就是说，政府治理过程出现了某种效率损失，我们有理由追问，是什么导致了政府治理的效率损失？具体的成因和条件又是什么？ 　　二、模型分析：效率损失的发生机制 既然公共产品的特性决定了“搭便车”现象不可避免[10][11]，那么沿着这个脉络，多部门的政府治理行为实际上则演化成一种集体行动，部门的双重身份特征具体表现为：他们既可以主动地提供某种公共产品，又可以策略性地选择“搭便车”从而免费享用该公共产品。为了研究方便，首先，我们把涉及的政府部门抽象为一般参与人，赋予人格化涵义；其次，选取一个责任博弈矩阵，直观地讨论参与人之间的博弈状态。在这样一个模型框架下，讨论具有双重身份特征的政府部门的具体行为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审视这种改变所导致的政府治理效率损失的发生机制。 　　（一）假设 　　博弈支付矩阵如表1所示，并假设： 　　1.在政府治理过程中，A、B为N个政府部门中的任意两个，他们都观察到某一企业的不当行为，如制售假冒名牌产品。作为利益相关者，由于他们之间的影响是相互的，因此，都希望有部门采取查处行动并制止这一不当行为。 　　2.如果不当行为被制止，可以使观察者的支付增加10；但每个政府部门都有“搭便车”的心理，都希望最好是别的部门采取行动，而自己不采取行动，因为查处过程遇到的周折，会使自己的支付减少2（可以理解为“搭便车”的初始心理预期），即，A是否采取查处行动与B的行为相关，也就是，如果A确信B能采取查处行动，那么A就不行动。 　　3.每个参与人以同样的概率ε选择等待，则行动等待的概率就是1-ε，参与人i的支付表示为πi，为（A，B，L）N个参与人中的任意一位。 　　4.A、B及任意参与人i之间，在自然信息状态下参与博弈。 　　5. 查处过程遇到周折所减少的支付，可随具体情况变化而变化。 　　很明显，在上面的模型中，除了存在两个非对称的纯策略纳什均衡（表1数字部分的右上角和左下角）以外，还存在一个对称的混合策略纳什均衡。在讨论混合策略均衡时，我们将分析的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