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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还是离开 　　摘要：本文利用2009年“x市外来农民工调查”数据，分析来自不同组织类型的社会资本，尤其是政治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政治社会资本比一般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更大；弱关系型政治社会资本比强关系型政治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更大；强弱关系兼有型政治社会资本比单一型政治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更大。本文比较来自不同组织类型的社会资本，深入分析政治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在打工城市的意愿的影响，进一步延续和深入了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城意愿影响的研究。 　　关键词：留城意愿 政治社会资本 农民工 　　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主要组成部分，农民工为城市经济腾飞和城市生活质量的提高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大多数农民工仍在不同城市之间频繁流动，这不但阻碍其融入城市社会，也不利于形成稳定的城市劳动力供给，还会限制城市政府服务管理职能的发挥。因此，减少农民工的流动，关注他们稳定地留在某一城市发展十分必要。目前为止，农民工最长的流动时间已近30年，但通过改变户籍和购买房屋等方式真正长久留在城市的还是少数，且大多研究也无法确定农民工未来是否会永久留城。因此相对于留城的行动来说，关注留城意愿才更现实。 　　已有研究表明，影响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因素主要有四类：一是个人因素，男性比女性更愿意留在城市（吴兴陆、亓名杰，2005；熊波、石人炳，2007）；年轻的比年长的更愿意留在城市（Wang and Fan，2006）；受教育水平高的更愿意留在城市（李楠，2010）；经济地位越高的越愿意留在城市（熊波、石人炳，2007）；在城市拥有更多社会资本的更意愿留在城市（李楠，2010；叶鹏飞，2011）。二是家庭因素，家庭成员一起在城市的留城意愿更高，婚姻状况对留城意愿也有重要影响（Zhao，2002；蔡玲、徐楚桥，2009）。三是流动因素，在城市的时间越长越愿意留城（任远，2006）。四是社会环境因素，对流人地政府的认同感能够显著提高他们的留城意愿（曾旭晖、秦伟，2003），参与当地各类组织有助于提高留城意愿（段志刚、熊萍，2010）。基于以上梳理发现，社会资本是影响农民工留城意愿的重要因素。但在国内外的相关研究中，无论是对普通人群还是对农民工的研究，关注的多是社会资本关系强度的比较（Granovetter，1973；Bian，1997；赵延东、罗家德，2005；李树茁等，2007；靳小怡等，2009），对社会资本组织类型的相关研究还比较少。尤其在政治权力仍发挥重要作用的中国社会，来自政府组织的政治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是特别值得关注的。 　　据此，本文将基于社会资本理论。利用2009年“X市外来农民工调查”的数据，比较来自不同组织类型的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并深入探讨政治社会资本的作用。 　　二、概念界定、理论分析与研究框架 　　（一）概念界定 　　本文的“政治社会资本”是指农民工与打工所在地的政府工作人员之间形成的社会关系，是社会资本的一种类型。这一概念来自林南（2005：106-107）的社会资本研究，他根据个人网络成员来源的组织类型的不同，将社会资本分为一般社会资本和政治社会资本两类，其中网络成员中来自政府组织的社会联系称为政治社会资本，来自其他组织的称为一般社会资本。 　　（二）理论分析 　　社会资本理论提出，“社会资本是通过信息、影响、社会信用和强化这四种效应起作用”（林南，2005：20）。首先，社会关系为信息流动提供了媒介，尤其在不完备的市场下，处于某种等级位置中的社会关系能够为个人提供一些通过其他方式不易获得的机会和有效信息；其次，社会关系会对个人的行为和决定产生影响，尤其对处于某种战略性地位的关系的影响更大；第三，社会关系能够作为个人社会信用的证明，即一些社会关系可以作为个人的“后台”赋予他们一些超越个人资本之外的额外资源；第四，社会关系可以强化个人的身份和认同感，提供情感支持和公众的认可（林南，2005：18-20）。此外，中国本土的社会关系研究更多地关注到关系中蕴含的情感。例如，翟学伟（1993）指出，中国的人际关系是由人情、人缘和人伦构成，人情是关系的核心，包含了血缘关系和伦理思想而延伸的人际交换行为；李伟民（1996）提出，“人情”包含了人之感情、人们之间互动和交往时与对方交换的资源、人与人交往相处所遵循的规范标准。据此，情感效应成为了中国情景下社会资本的第五种效应。 　　政治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本（Bourdieu，1981），也是通过信息、影响、社会信用、强化以及情感效应发挥作用，但由于这是一种具有政治权力色彩的关系，进而导致原本的效应发生改变。尤其在大政府体制下的中国，政治权力拥有者的位置优势更为明显，这种变化也将更加显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