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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问责视角下我国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体系的有效性及其改进策略 　　摘要：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体系主要指认可评估、质量认证和大学排名等。社会问责是问责制发展新的有效形式。第一轮本科教学评估只是象征性的社会问责，公众很难发挥有效作用。提高中国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体系的有效性，必须建立社会问责机制。 　　关键词：高等教育质量；评估有效性；社会问责；本科教学评估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3）01-0184-005 　　二十世纪中后期，世界高等教育实现了由精英化向大众化的转变，高等教育质量亦成为世界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热点，许多国家先后建立起各具特色的高等教育质量管理与保障体系[1]，各国学者对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体系的效用也日益关注。如何理解高等教育的质量，必将影响到高等教育质量的保障措施和评估办法。正如著名学者马尔科姆?泰特所说：“人们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就直接从制造业和服务业借用了这些制度。……应该引进特别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2] 　　随着本科教学水平评估工作的启动，我国对高等教育评估体系有效性的研究提上了议事日程。世纪之交，高等院校规模宏大的扩招，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驶入了大众化的轨道，人们也开始为高等教育质量是否会下降而担忧。为此，教育部面向高等学校全方位推进了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对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体系有效性的研究也主要以此为中心展开。那么，中国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体系有哪些类型和特点？实际效果怎样？改进的策略是什么？本文将以本科教学评估为例，从社会问责的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一、 理论探究：问责与我国高等 　　教育评估的辩证关系 　　问责制起源于西方发达国家对政府官员的责任追究制度，随着政党制度和议会制度的发展而日益完善。时至今日，行政问责制、公司问责制、NGO问责制等都已发展成熟，在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里应用广泛。问责制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应用，开始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英美等国家。随着世界经济和政治环境的变化，中国高等教育问责制也在不断进行着调整和改进。 　　1. 社会问责的内涵 　　“问责”（accountability）是相对于责任和权利而言的。何为问责？从词义来看，问责就是要求某人或某事能够被“说清楚”（accounted for）或“算清楚”（counted up）的“能力”（ability）或“可能性”（possibility），以账簿式的说明方式为特点，以“最低限度曝光”为原则。问责还存在着透明度、公共利益、外部监督、权力和委托-代理等内在要求。不仅如此，问责还包含可行性和外部关系等基本要素，如惩罚性、强制性、权威性、社会交互性等。[3]9戴尔和克莱恩（Day and Klein）、格利姆和姆菲（Glymn and Murphy）都认为，问责就其实质而言，是特定关系下追究责任的过程，或者说问责过程受一定关系的制约，其目的是回应外部需求并改进自身工作。问责制就是将这种过程制度化、规范化的体系。它包含问责主体、对象、范围、程序、标准、结果等基本的要素。问责只有形成了制度，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但是问责不等同于问责制，二者不能混为一谈。 　　社会问责（social accountability）是一个发展中的概念，属于行政政治问责的内涵。从广义的范畴来看，不论是否有公众的直接参与，只要是外部主体进行的问责都可称为社会问责，它是一种多元而分散的机制。如威廉姆?耐特认为，认证、媒体质询、项目审批、联邦和州政府报告系统等，这些来自高校外部主体的关注都是社会问责。[3]21狭义的社会问责则是指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它通过普通的市民或公民社会组织，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来推进行政问责。[4]这是世界银行对社会问责的定义。它是一种政府角色与社会角色有机整合的参与式问责，目的是依靠公民参与来加强行政问责，充分发挥社会角色的影响和作用。 　　2.问责与评估的辩证关系 　　《普通高等学校教育评估暂行规定》总则第三条表明，“高等教育评估是根据一定的教育目标和标准，系统地收集学校教育的主要信息，准确地了解实际情况，进行科学分析，对我国的高等教育工作做出价值判断并改进教育工作的过程。从本质上来说，评估是一种事实判断基础上的价值判断，目的是为了高校改进工作、开展教育改革和高等教育管理部门改善管理提供依据等。” 　　问责与评估关系密切，要实现问责的目的，需要以评估为手段。但二者又有区别，不能随意互换。评估未必是为了问责，问责也未必离不开评估。组织机构或个人的考察和评价，没有奖惩措施不是问责，回应内外部的主体需求，兼有奖惩性质的评估才是问责。虽然民主监督，参与式预算等问责并不需要评估，但问责还是常要借助评估的形式来提供信息和帮助。 　　一般情况下，评估不能等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