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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化兴起对文化产品评价的影响 　　摘要：新媒体建构的网络文化观念影响并规制了文化产品新的评价方式和判断标准。评价对象的目标溢界形成了文化评价的“祛魅化”语境，文化产品评价尺度的世俗化下移，以及媒介化批评所形成的图像化娱乐至上、舆情围观引发的“多数暴政”、意见领袖与粉丝文化互动产生的评价导向等，是网络文化兴起后干预文化产品评价的常见方式。 　　关键词：网络文化；文化产品评价：影响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10-0099-04 　　互联网的蛛网覆盖和触角延伸，带来的不仅有迅速覆盖的联网节点和不断滋长的网络文化，还有与网络文化相适应的新媒体观念，以及由此形成的对文化产品的新的评价方式与判断标准。传媒巨擘麦克卢汉曾说，媒介即讯息，它是人的延伸，新媒介新技术将会“坚定不移、不可抗拒地改变人的感觉比率和感知模式”，进而影响人们对事物的看法，干预主体的价值判断，形成不同的意义模式，这样的文化精神不能不影响人们对文化的重新认识和对文化产品的不同解读。网络文化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具解构性又最具建构性功能的传媒文化，其所带来的全球化、认同危机和媒介新秩序，会造成“文化统一体重组”，让后信息时代的数字化生活创生出“人类新空间”和“生存的新定义”，从而让“人性化界面”修正原有的逻各斯范式，在创造这个时代文化新形态的同时，也悄然改变评价文化产品的新尺度。 　　数字技术丰富的文化再生力和强大的信息汇聚功能，创造了文化产品的无限多样及其海量呈现。网络传媒打破了时间、空间的界限，也解除了昔日地缘政治和族群文化的束缚，在文化产品的存量上可以会通古今、涵蕴中外。在文化产品的增量上，则借助技术载体的便捷工具，创造一系列形态各异、风格标新的文化产品，使数字技术的更新换代成为文化产品花样翻新的不竭动力。我们看到，网络文化的评价视野可以回溯至积淀深厚的传统文化产品，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从古希腊神话到诺贝尔奖得主的最新作品，无不可以通过网络“拉”到眼前供阅读和评说；与此同时，新媒体文化产品层出不穷，不断丰富文化市场，刺激并创造了新的文化消费。数字电视、数字电影、数字杂志、数字报纸、数字广播、手机短信、移动电视、网络、桌面视窗、触摸传媒等新媒体，以及博客、微博、微信等个人化传播载体的大范围覆盖，让文化产品的原有边界大大拓宽，文化评价的对象出现了“目标溢界”。更为重要的是，不仅仅评价对象出现海量增长，还有文化产品“增量”遮蔽“存量”的“祛魅化”落差——昔日尊贵的名著、经典日渐退去神秘的面纱，淡化了荣宠身份，甚或退居文化市场边缘，不再成为文化评价者的首选对象和关注焦点，占据公众视野和舆论中心的是那些新兴文化产品。市场效应、消费选择和商业号召力开始成为文化评价屡试不爽的“优选法”。苹果、谷歌、微软、Facebook，这些新媒体技术公司总是高居世界最具价值品牌排行榜的前列；《三国演义》、《水浒传》被改编为网络游戏才能让名著成为走进青少年心灵的“娱乐捷径”；小说《西游记》远没有电影《大话西游》和网络小说《悟空传》那么受追捧；曹雪芹的《红楼梦》被翻拍为电视剧，并一拍再拍，目的只在于更多地吸引眼球，让这一文学经典实现视听消费品的利润最大化。在网络文化兴起的“祛魅化”语境中，经典不敌偶像、传统让位于时尚，可以被看作文化评价“目标溢界”的必然结果；“韩寒排名在韩愈之前，郭沫若排在郭敬明之后”的情况并非笑谈。 　　与之相适应，网络文化对文化产品评价的影响呈现出评价尺度的世俗化下移倾向。在技术传媒助推之下的后现代消费社会，人们的心理和行为方式均出现“认同凡俗”的症候，即面对社会文化现象和文化产品时，个人选择和评价尺度更多地向生活化、世俗化、感性化甚至欲望化方面倾斜。由于数字化技术复制、虚拟真实、符码仿真带来的人与现实世界的暂时疏离，又由于网络赛博空间的“拟态环境”对个人社会角色的技术遮蔽，可能让历史积淀的人文价值理性游离于传统的认识论评价尺度之外，从而衍生出消费主义与日常生活、媒介导向与信息传播结构、现代性问题与文化危机、商品拜物教与精神生态失衡，以及尼葛洛庞帝所描述的“沙皇退位、个人抬头”等问题，由此可能导致评价文化产品时，放弃原有的价值标准，出现诸如“以笑料对抗沉重、用喜剧冲淡悲怆、把神圣化作笑谈、将崇高降为游戏”的情形，结果便产生了鲍德里亚所形容的消费意识形态下的“心理贫困化”现象。 　　网络文化评价尺度世俗化下移的表现形态之一是价值取向上的“平庸崇拜”和评价立场的“渎圣思维”，两者的互为因果，构成文化评价的价值平面化。我们知道，网络技术的平权机制是非集权性、反中心化的，它在文化精神上强调消解等级观念，蔑视宏大叙事，拒斥仰视传统的崇拜心理和英雄情怀，而倡导自由、平等、兼容和共享的文化精神。无论是创作艺术作品，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