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呼唤“大师”难成真的时代性忧思.docVIP

百年呼唤“大师”难成真的时代性忧思 　　摘要：一个多世纪以来，在政治上寻求中国富强道路的同时，文学上也在呼唤“大师”级的文坛巨匠，这都充满了曲折和艰辛。文学创作上茅盾的理性分析，巴金的激情似火，老舍的幽默、谐趣，都在文学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但都没达到世界一流“大师”的巅峰，“大师”的出现，除了写作才华之外，更需要一种对时代、历史、群众乃至自己超越中的孤独感的思辨张力，对此进行挖掘将对当下的文学创作具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呼唤“大师”；超越；孤独感；契机寻求 　　中图分类号：I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3）03-0112-04 　　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自古就有“忧国忧民”的传统，所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从来就不是纯粹文化（文学）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文学活动一直和政治、国家命运、人民疾苦紧密相连，古老帝国衰落之日，也即是先进知识分子寻求救国救民道路之时。文学家在探索救国救民富国强兵的道路上，经历过太多的曲折和失望，不可避免地成为悲剧性的人物，他们的作品光辉与迷雾共存，希望与失落同在，作家们极力逃遁尴尬境遇，急切想破解谜语，但往往天不遂人愿，他们都无法避开尴尬境遇，也不能及时解开谜底。 　　一、茅盾：诱惑与困境——茅盾 　　小说“理性社会分析”观照下的 　　创作矛盾性 茅盾最著名的小说是《子夜》。在茅盾没有进行小说创作之前，他在文艺理论与文艺批评上曾下过工夫，他的理论准备、理论修养是别的作家所无法企及的。这形成了茅盾创作的优势，同时也形成他不可弥补的缺陷。“五四”文学时代是一个狂飙突进的时代。但到了茅盾那里，时代激情被冷静的理性分析所代替；张扬个性被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社会矛盾所置换；个人性的见闻感受为基调的文学氛围被大规模的、全景式的社会分析所笼罩。茅盾是以精确地把握现实的原则，对社会进行“全方位”的描绘而实现自己的创作计划的。这个创作意图不仅容纳当时发生的所有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革命运动，而且试图回答中国社会的本质特征：“中国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压迫下，是更加殖民地化了。”[1]通过民族资本家吴荪甫试图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梦想的破灭，表现了中国历史在一个阶段的悲剧命运。作品把20世纪30年代社会各个阶级、阶层代表人物的思想、信念、理想、心理、命运及感情纠葛均表现出来。因而，《子夜》具有了史诗性的内涵。但作品本身也有缺陷，这几乎是和成绩同时存在的。 　　首先，是回答了问题所产生的问题。《子夜》最大的成绩是回答了问题，而它的最大的缺陷也在于回答了问题。作品回答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软弱的，是不能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的这一问题。这个回答在当时的历史阶段性上是有正确性的一面的，但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新中国成立后，如果我们理解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发展国家资本主义，或许不会造成那么大的灾难。问题是《子夜》中结论的明确性，使得以后的决策失误成为可能。事实上，民族资产阶级在一个历史阶段的软弱性和它在一个民族、国家整体发展过程中的不可替代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子夜》回答了前一个问题，对后一个问题的回答却是暂付阙如。但对前一个问题回答的明确性，实质上给读者的印象是对后一个问题的否定性。这样，《子夜》给人印象中的史诗性质便被自己否定了。事实上，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缺点是历史特殊环境中的缺点，是一个过程性的缺点。这个缺点被夸大成整体性的缺点，并且把过程历史化了，这样《子夜》实质上是没有回答问题。 　　其次，由于作家太理性化了，他不是在写生活中的人，而是在写理性分析中的人。作家赋予人物形象的任务性、使命感太强烈，不是作为一个审美对象进行塑造，而是作为一个道具进行驱遣。吴荪甫形象的表层复杂性，掩饰不了实质上的单一性。作家在塑造吴荪甫形象时，有一个细节到现在还得不到读者的认可，便说明了这个问题。吴荪甫是一个以事业为重的企业家的典型，他不以女色为念，但他在破产以后，气急败坏地回到家里强奸了保姆。对此，读者、评论家一直耿耿于怀，认为这个细节安排得不合适。过去我们没有找到问题的症结，现在看来，问题在于作家一直是叫主人公执行任务，而突然间叫他自主做事，两者的不和谐性就是必然的。 　　再次，作品结构上的缺陷带来了思想上的局限。作家原拟以展现都市与农村全景式的“交响曲”为构架，“打算通过农村（那里的革命力量正在蓬勃发展）与都市（那里敌人力量比较集中，因而也是比较强大）两者革命发展的对比，反映出这个时期的中国革命的整个面貌”[2]。但作家对城市中的资产阶级生活情况比较了解，对工人不太熟悉，对农村更不熟悉了。由于生活的局限，《子夜》的结构不能算是完整的。结构的不完整，实质上是思想的不完整。这种不完整性也表现在他的中、短篇小说中。《春蚕》中的多多头，是一个把农民的原始强力当做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