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庸：文学的理想与遗憾.docVIP

耿庸：文学的理想与遗憾 　　一、只是一个作家 　　郑炳中（1921-2008），笔名耿庸，著名文学理论家、杂文家。 　　2008年，耿庸去世后，曾有单位或组织要发相关的消息，征询我对他的身份表述时，我说：作家。其他都不重要。他是一个作家。尽管在1980年胡风案平反后，他获得了一些荣誉头衔，但他从不热衷社会活动，他也没政见去参政议政。写作是他的个人生活，也是他对社会生活的参与。1998年，中国教育出版社出版《中国作家自述》一书，收入耿庸《半生自述》一文，其中写道： 　　出生在书香门第，幼小时母亲即予启蒙，上学读课本总共不足二十个学期，同期间阅读了约摸十分之一的家藏万卷书刊。十三四岁时受到已在发表小说和剧本的姐姐的影响，居然也写诗写散文写小说起来，居然也上了报。十六岁那年不上学了，由于特爱鲁迅先生的作品，开始写杂文。 　　这一段文字概括了他开始写作的过程。在之后六十多年中，无论是在动荡的生活中，还是在狱中和“文革”的“改造劳动”中，他都没有停止过写作。因为热爱鲁迅而开始写杂文，鲁迅的作品和思想也影响了他的一生，而他创作的作品对他人生命运影响巨大的正是那部研究鲁迅的专著《〈阿Q正传〉研究》。 　　二、祸因《〈阿Q正传〉 　　研究》而起 　　1955年胡风案定案时，耿庸三十四岁，在将近20年的写作生涯中，他发表过大量杂文和评论。1951年11月开始写作并于1953年3月出版的《〈阿Q正传〉研究》较之他当时的其他文章或著作更具有代表性。而这部篇幅不大的书，出版不久就得再版，但随即也横遭指责，书店突然停售。1955年5月他被捕的那一天，公安人员向他宣布：这是一部“反党的书”。这罪名是严重的，却是他始终未能接受的。 　　1951年，经过艰辛旅程从台湾经香港和广州，耿庸终于回到上海，在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培养学馆担任文艺学教学工作，随后受聘任上海震旦大学教授，在“现代文学”（以及“现代戏剧”和“创作实习”）课程的第一讲就是《阿Q正传》。就在此时，冯雪峰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论〈阿Q正传〉》一文，立刻引起他论战的激情。书出版时，耿庸已从震旦大学调至新文艺出版社工作。1953年，虽然还没有人想到两年后会把一些文人定为一个“反革命集团”，但“胡风派”“胡风集团”以及“胡风文艺思想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等等提法实际上已是一种很有份量的政治性的划定，被以各种名目划定为“胡风派”的人的文章常遭禁发或发表了就遭攻击。《〈阿Q正传〉研究》遭批后，耿庸署名的文章在报刊就难以发表。而1954年一年中，《新民晚报》之所以能发四十几篇署名为“郝夫”“劳默”等的文章是因为编者并不知道这些文章的作者就是耿庸。到1955年，《〈阿Q正传〉研究》的“问题”已不是“观点”上的了，而是“向党进攻”的一部分了。 　　声讨的浪潮淹没了这本“小书”本身的内容、本身的意义。《文艺月报》、《文汇报》《文艺报》等相继发表文章，认定耿庸的《〈阿Q正传〉研究》在新文艺出版社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支持和授意之下，拿到胡风集团的根据地――泥土社出版了。耿庸像胡风一样，企图打着鲁迅的招牌，抗拒党的思想改造运动。 　　尽管热衷于讨伐的人们以其严厉的姿态指责《〈阿Q正传〉》研究》的作者是“向党进攻”，但就在这一年，冯雪峰在他的《论文集》重印时，却修改了他原先的论点。也因为冯雪峰的这种学者境界，耿庸在以后几十年中，一如从前对冯雪峰深怀敬意。《〈阿Q正传〉研究》的论战对象是冯雪峰，但如果仅是与冯雪峰个人的争论，它未必会受到如此猛烈的批判。它实质上反对的是当时“已成定论”而在耿庸看来是对鲁迅思想作庸俗武断的“从进化论到阶级论”的片面性观点。同时对于鲁迅笔下的阿Q这个性格及其发展的理解，他也有自己的看法。因为坚持自己的见解，因为对这种不合流的见解的执著，他付出了沉重的人生代价。在以后的几十年中，耿庸失去了人身自由达二十五年。而在1957年，冯雪峰也被说成是“胡风派”的人，甚至是“鲁迅受胡风蒙骗”的主要责任者而受到迫害，身心遭受严重摧残。 　　三、独人独马，却被视作“胡风派” 　　1946年，在重庆第一次从别人口中听到“你是胡风派的”这句话时，耿庸很不解。对于自己被视作“胡风派”，他更不解。 　　1941年，耿庸离开家乡福建来到重庆，他在这里认识了胡风，并在胡风所编 《希望》杂志上发表了两篇文章。在重庆的几年，是他创作颇丰的时期，他在很多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杂文，也结识了聂绀弩、秦牧等很多文人朋友。胡风派含义是什么？如果是指和胡风关系好的一群人，耿庸以为自己和胡风虽然认识但并没有太多往来，更算不上密切；如果是指在胡风编的杂志上发表文章的话，耿庸在《希望》上仅仅发表了两篇文章，而当时他在重庆《商务日报》《亲生代》《新观察》发表了大量文章，他因此又该算哪个派呢？这种什么派什么派，他很反感，他也不以为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