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必然之理”致“必治之政”——从“必”与“未必”的分野看法家的“势治”的导向作用.pdfVIP

7 因 “必然之理 致 “必 治之政 ” — — 从 “必”与 “未必”的分野看法家的 “势治”的导向作用 王 四达 (华侨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福建 泉州 362021) 摘要：以商鞅、慎到、韩非为代表的法家除了鼓吹君主本位的 “法、术、势”外，还提出一种 国家本 位的 “势治”理论：这是一个 以 “治”为 目标，以 “公”为价值 ，以 “性”为依据，以 “法”为约束． 以 “势”为导向，环环相扣的 “治安策”。其 “以法治”、“以势行”的治国思路强调 了不同客观情势会产 生不同社会导向：其势 “必”或 “未必”决定着法治的成败，由此论证了建立合理制度、营造 良好情势， 化 “未必”为 “必”的重要性。 “势治”理论作为 “法治”体系的辅翼主要是一种技术理性，但其 中所包 含的合理性对现代中国仍然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法家；“势治”理论；必治之政 中图分类号：G12；B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0257—0246 (2013)10—0007—05 法家 “势治”理论是学界研究相对不足的一个领域。学者通常以慎到的 “势论”为代表，把 “势”理解为帝王权势，其后由韩非集成为 “法、术、势”三位一体的 “帝王术”。其实在 “势论” 的发展过程中，商鞅是一个重要环节。他率先看到在 “人治”条件下存在着 “法之不行”的弊端， 认为要使法 “必行”就要创造一种使人 “不得为奸”之 “势”。后来韩非又把它称为不同于 “自然 之势” (即继位产生的帝王权势)的 “人设之势”，并强调这种势对治国的重要性。由于商、韩的 “势治”理论处处以 “必”与 “未必”的分野来分析其不同的社会导向，揭示了 “法治”与 “人治” 的本质区别，因此，本文将从这一视角探讨 “势治”理论在法家政治理论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及其现 代启示。 一 、 君主本位的 “势论”与三足鼎立的帝王术 法家是战国时代政治舞台上最活跃的当权派，这使其思想存在着理性与非理性交织的二重性：一 方面，他们为了执政必须从君主利益出发，推崇专制集权，鼓吹迎合君主需要的帝王术；另一方面， 他们作为执政者又必须从国家利益出发，承认圣王政治与暴君政治的区别 ，并致力于设计他们心 目中 的合理治道。两种不同的 “势”论即体现了君主本位与国家本位的内在矛盾。 君主本位的 “势”论是作为帝王术中 “法、术、势”三足之一而存在的。虽说慎子重 “势”， 商君重 “法”，但他们并非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重 “势”的慎子把云雾比作能使龙蛇腾飞的凭借， 以此比喻君主 “势位”有令行禁止、使不 肖屈贤的威力。但他也看到 “法”、 “术”的重要性， 《慎 子 ·君臣》鼓吹 “官不私亲，法不遗爱 ，上下无事，唯法所在”便是典型的 “法治”主张。他又认 为 “君臣之间犹权衡也，权左轻则右重，右重则左轻。轻重迭相橛”。(《慎子 ·逸文》) “君臣之道， 臣事事而君无事，君逸乐而臣任劳”，故 “为人君者不多听，据法倚数，以观得失”。(《慎子 ·君 基金项 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 目 (12JZD003)；华侨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科资助项 目；政治学学科重点资助项 目。 作者简介 ：王四达，华侨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研究方 向：中国文化及文论 。 8 社会科学战线 ·2013年第 10期 ·中国哲学 臣》)这与申子之 “术论”可谓灵犀相通。与此同时，商君虽然主张 “缘法而治”，但他也推崇君主 “术”、 “势”。 《商君书 ·修权》指出： “权者，君之所独制也”，“权制独断于君则威”。“故明君不道 卑，不长乱也。秉权而立，垂法而治。”(《商君书 ·壹言》)君主权势被看做垂法而治的凭借。 《商君 书 ·算地》则称 ： “君子操权 ，一正以立术，立官贵爵以称之，论荣举功以任之……则臣得尽其力， 而主得专其柄。”可见其 “术论”亦颇得 申子之三味!其后，韩非在帝王术方面与慎、商一脉相承： 他继承慎子对 “势”的经典论述，指出： “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 知势位之足恃 ，而贤智之不足慕也。”(《韩非子 ·难势》)但他同样重视 “法”、 “术”。 《韩非子 ·难 三》指出： “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因为 “君无术则弊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