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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过劳死”现象和人力资源管理的道德困境 　　摘要：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的建设显得非常重要，其中“过劳死“现象引发了极大的社会效应。从现象出发，分析产生原因：包括显性的违法规定和隐性的压力转移（即“被自愿”）两方面原因；并着重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分析使员工产生过大压力的管理措施，创造性提出“过劳死”问题上人力资源管理的两大道德困境，并提出几点对策。 　　关键词：过劳死；劳动关系；人力资源管理；道德困境 　　中图分类号： 　　F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20-0104-03 　　1 引言 　　工作压力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工作质量，而和谐的劳动关系更是社会和谐的基础。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不断追求“人尽其才”的目标，但在现实中，则引发了一些问题。 　　2006年5月，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25岁的胡新宇因病毒性脑炎被诊断死亡。硕士毕业后，他于2005年入职深圳华为公司，从事研发工作。在4月底住进医院之前，他一直在从事一个封闭研发工作，经常在公司加班加点、打地铺过夜。 　　“过劳死”威胁的人群包括一线劳动者、白领阶层和知识分子。这两个群体的原因略有差异：一线员工“过劳死”，更多的是因为工作环境恶劣，条件艰苦，高温、高寒、高湿的工作环境严重影响了他们的身体健康。而白领和知识分子群体，即俗称的“白骨精”集团，其工作环境较好，导致“过劳”的主要原因在于高强度的工作和高竞争的压力。本文主要讨论后者，即知识分子群体中的“过劳死”问题。 　　“过劳死”问题到底有多严重？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的数据，可见一斑。 　　宏观方面，根据2006年人才蓝皮书《中国人才发展报告》，中国已成为全球工作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人均劳动时间已超过日本和韩国，七成知识分子面临“过劳”问题。上海社科院公布的“知识分子健康状况调查”显示，在北京，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从十年前的五十八九岁下降到调查时期的五十三四岁，比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北京人平均寿命78.85岁降低了20岁。据统计，在30～50岁英年早逝的人群中，95.7%的人死于因过度疲劳引起的致命疾病。在深圳，伴随着特区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当初的创业精英已有近3000人逝去，其逝世平均年龄为51.2岁。 　　微观方面，企业中员工感知到的工作压力大，会直接导致“过劳”情况。如表一所示，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工作是压力的最主要来源。另一项调查显示，雇主对于员工压力来源也有一定认识，48%的雇主认为“很长的工作时间”是导致工作压力的原因，但是只有5%的雇主认为本公司正在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解决这一问题。这样悬殊的比例，可以看出企业在“过劳”问题的解决上推动力非常弱。 　　日渐显著的“过劳死”，对于劳动者和其家庭来说都是巨大的灾难；对于国家来说，更是一种人才浪费。 　　2 理论进展 　　综合文献和实际，造成“过劳死”的主要原因是以下两点： 　　2.1 显性原因：用人单位存在严重不合理甚至不合法使用劳动力的情况 　　一方面，“过劳”可以产生巨大的经济利益。对于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通过雇佣低薪高强度劳动，是其获取利润的方式之一。而对于新型企业来说，技术革新速度快、市场竞争激烈，工作压力非常大。而一旦研发成功或者抢得优势，则有丰富的利润回报。 　　另一方面，“过劳”侵权成本很低。这主要涉及我国法律的立法和执法情况。“过劳死”现象挑战了法律空白，迄今为止还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对于“违反法律，延长工作时间的用人单位可以按照每个劳动者100～500元的标准进行处罚”的规定，变成了用人单位可利用的筹码。虽然我国《劳动法》第三十六条、第四十一条已经明确规定了对劳动时间的限制，但是执法不力造成投机行为；当涉及法律纠纷时，劳动者方面成本大；这些原因直接导致了维权难、索赔难、监管难。 　　2.2 隐性原因：巨大的职场压力、晋升考核指标等，许多劳动者“被”自愿加班 　　很多外企为了避免劳动纠纷，不是直接提出超负荷工作要求，但是出现许多“自动加班”的奇怪现象，在处罚上也变成了“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奇怪局面。 　　一方面，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劳动者压力较大。房价高昂、老人赡养、子女就学、疾病医疗等等，对于大多数家庭而言都是沉重的负担。就业市场竞争激烈，劳动者不敢拒绝加班要求。 　　另一方面，用人单位使用软性规定制造压力，劳动者“过劳”名为自愿，实为被迫之举。比如：大量外企用人单位宣扬竞争文化，鼓励工作狂人的榜样；企业对外宣称不提倡加班，但是分配的工作量在8小时内根本不可能完成，员工不得不“自愿加班”，不然面临辞退压力；另外，在人力资源考核方面，用人单位将“是否加班”、“加班时长”等列为考核指标，直接影响了员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