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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受贿关联犯罪罪数争议的本源之思 　　据我国刑法第385条的有关规定，受贿罪的法条表述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利的行为。笔者认为受贿关联行为罪数的混乱从根本上说就是对受贿罪所评价的行为范围认识不清，具体而言就是对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性质认识不同。受贿包含索取型受贿和收受型受贿，对于索取型受贿如法条表述，只要存在索取他人财物的行为，无须有为他人谋取利的行为就可以认定构成受贿罪，如果在索贿之后再有为他人谋利的行为触犯了相关的渎职罪，毫无疑问对其应处以受贿和渎职数罪并罚。而在收受型受贿的场合这一问题就有了争议，法条表述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在收受型受贿罪的行为结构中具体应该是处于什么地位，“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是否是受贿罪构成要件所要求的实行行为。针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观点产生了三种不同的学说，分别有客观说、主观说、新客观说，采用不同的学说对受贿渎职交织型犯罪的罪数认定都产生着不同的影响。 　　一、“为他人谋取利益”客观要件说 　　（一）传统观点下的客观说 　　传统观点一直认为受贿罪条款中描述的为他人谋利行为是受贿罪的客观构成要件。首先，从汉语的表述方式上看，强调为他人谋取利是客观要件符合一般的表述习惯。法条在陈述受贿罪的客观行为时将收受贿赂，为他人谋取利益放在一起并列表述，说明这两部分性质上应该是相同的，都应该是受贿罪的客观要件。而对于主观要件的表述则更多是采用了，“以……为目的”，“为了……”的句式，并且多置于句子顶部，总之不会像受贿罪中将其与收受财物行为放在一起引起争议。 　　刑法学界的传统观点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指的是受贿人为行贿人谋取某种非法的或合法的利益，这是受贿人与行贿人之间的一个交换条件。[1]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行贿人是否最终获得利益并不影响定罪，但是，如果公务人员收受了财物，而实际上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就不能构成受贿罪。[2]因为这里强调为他人谋利行为与收受财物行为一样是行受贿交易不可缺少的一个要素，缺少则不能构成交换，自然不成立犯罪。 　　（二）对于客观说的评析 　　传统的客观说无疑缩小了受贿罪的处罚范围，对于那些收受贿赂，但是还没有实施为他人谋取利益行为的人，或是在没有事前约定索取、收受财物的情况下为他人谋取了利益，就认为没有对价关系存在，进而不能够认定为受贿罪了。这样的解释显然是不合适的，不管是事先索取或者收受财物，还是事后索取或者收受财物，只要是就职务行为索取或者收受财物的就可以认定存在对价关系。[3]采用传统的客观说在实践中无疑会造成对于犯罪的放纵，也为犯罪分子逃脱制裁提供了途径。实践中的大量案件说明，越来越多的犯罪人的收受财物行为与为他人谋利益行为是间隔很长时间的，如果按传统的客观说来认定受贿罪，那么在收受他人财物，但是还没有实施为他人谋利行为的情况下则不能认定为受贿罪，这将缩小受贿罪的处罚范围，对预防犯罪非常不利，于情于理都很难让人接受。虽然传统的客观说对于打击犯罪非常不利，但是由于在相关的立法中还是能够找到一定的支持，所以客观说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就受贿犯罪的关联问题的最终处罚来看，坚持客观说，为他人谋利行为应当是受贿罪评价行为的一部分，没有必要再单独定罪，也就不存在数罪问题，只能以受贿罪一罪定罪处罚。 　　再者，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来看，客观说也存在不小的问题，我国的检察机关无论从结构设置，人员配备上看，还是从重视程度上看，都更加倾向于关注贪污贿赂型犯罪，而往往容易轻视渎职侵权犯罪。传统的客观说将那些可能构成渎职侵权犯罪的受贿关联行为看做是受贿犯罪的客观构成要件的一部分。这从法律规定上就容易引起人们对于渎职犯罪的不重视。而当今社会，渎职侵权犯罪无论是从给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上看，还是从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上看，都不亚于贪污贿赂型犯罪，因此出于打击犯罪角度的考虑，应该从立法上就给予两者同等的重视。 　　二、“为他人谋取利益”主观要件说 　　（一）关于“为他人谋利行为”是主观要件的概述 　　为解决客观说面临的放纵犯罪的问题，有不少学者开始支持受贿犯罪关联行为中“为他人谋利行为”属于受贿罪的主观构成要件。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只是行为人的主观意图，只要证明行为人具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意图，利用职权收受财物，就构成受贿罪。[4]意图为他人谋利，但现实中尚未实施“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就不认为是受贿。这其实是对受贿行为的放纵，按目前通说对于受贿犯罪侵害法益的普遍认识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如张明楷教授在其《刑法学》中表述，“受贿罪保护的法益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也可以说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交换性。”[5]也就是说只要存在这种收受财物的行为就已经是侵害到了受贿罪的法益，构成了受贿罪，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