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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叶开先生对话 　　叶开，本名廖增湖。广东廉江人。著名作家、文学教育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现在上海市作家协会从事文学编辑工作，在十几年的编辑生涯中，发掘了很多新作家作品，编发了大量老作家作品，作为编辑获得过若干编辑奖。业余创作小说，撰写评论。有几十篇文学批评文章见于国内专业杂志。著有长篇小说《口干舌燥》《我的八叔传》《三人行》《青春期》，专著《莫言评传》、小说集《秘密的蝴蝶》等。近年来关注中小学语文教育，撰写了近二十篇相关文章，在教育界产生广泛影响，并引起教师和家长的强烈共鸣。 　　姜广平（以下简称姜）：很多年前，跟荆歌作过一次对话。那次荆歌跟我说起了你，他竭力向我推荐了你，认为你是文坛上一个重要的作家。事实上，我现在也不得不这样认为。 　　叶开：重要云云，显然是过誉了。荆歌是自己人，胳膊肘往里拐。我在文坛轻如鸿毛。在生活中还比较重要：一个老实巴交的房奴、一个态度诚恳的父亲和一个勉强及格的丈夫。 　　姜：上次读了你的《三人行》。这次读了你的另外两部长篇。几年的时间里，你就出了三部长篇，这速度是不是过快了点？ 　　叶：写作的快慢，跟作家写作时状态有关。那段时间我状态好，写作就快一些。现在我就很慢。可能哪天又快起来，这都难说。 　　姜：你的《口干舌燥》引起了一个叫陈锡良的文联干部的愤怒，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这回事。让我觉得难受的是，这个叫陈锡良的人，实在不懂得什么叫幽默。你只不过拿江阴的一个叫徐霞客的明代人，用现代的视角写了一篇小说，就会被说成是“诲淫狭邪的伪文学”。听说还要将你告上法庭。我在评论刁斗的小说时，用了米兰·昆德拉的一句话：“再没有比懂得幽默更困难的事了。”似乎世道的倾颓要你负责了。 　　叶：我第一次知道这个细节，很抱歉引起了这位陈锡良同志的身体不适。所谓控告云云，当时有人传达信息，我确实有些紧张，也将信将疑，觉得像是谣言。 　　像我这样胆小，别说是上法庭了，找什么人传话给我，就吓个半死了。 　　这部小说本来是打算写跟旅游有关的内容，这就想起了《徐霞客游记》。 　　接着我想起了自己的少年时代。那时，每天晚上吃好饭，火烧云散尽，凉风吹起，我就会用很焦急的心情来等待父亲闲下来可以给我们讲故事。我们家的五棵番石榴树随风飘摇，发出沙沙的响声，枝叶婆娑，果实飘香。劳作了一天，父亲编一个大腿粗的稻草棒，点燃，袅起浓烟，驱赶蚊虫，坐在板凳上，一边讲故事，一边吸烟筒。 　　我父亲当过兵，扛过枪，进过军校，剿过匪帮，见过大蛇拉屎鳄鱼吞象，是一个镇上人人都尊敬的非凡人物，我从小就崇拜他。他讲的故事有两类，一类亲历，一类瞎编。亲历的可谓是脱口而出，栩栩如生。讲他小时候县城边山上日本飞机屙了臭弹，他胆大妄为地搬去小贩那里换糖吃，把人家吓个半死；讲他在广西十万大山剿匪时遭到伏击，同志们狼狈逃窜，司令员视察前线时被土匪狙击手打掉了耳垂竟浑然不觉——这些故事跟我在中学教科书里读到的那种高大全的故事完全不同。他还根据自己依稀记得的一些故事，在我们的逼迫下，随口杜撰。他讲“樊梨花和薛平贵”，我们听得津津有味，不知道这两个人是关公战秦琼——我也是后来才知道跟樊梨花搞在一起的原来是薛丁山。呵呵。 　　《口干舌燥》这部小说的叙事角度于是就有了：讲故事。这跟我小时候的情形几乎一摸一样。我父亲换成了徐霞客，听众换成了徐建极。 　　小说写好后，我自己感觉还挺不错的，就寄给了当时《大家》杂志的副主编海男，这部小说还是她建议写的，算是非正式约稿吧，估计她早就记不得了。 　　过了一段时间，我接到《大家》杂志副主编韩旭的电话。韩旭在电话里说，海男不在——好像是出国了——他们拆阅了海男的信件，看到了我的小说，编辑部里的同事都看了，喜欢，云云。主编李巍老师也很快就通过了。发排，下厂，编校，眼看就要出刊了。韩旭忽然来电话，说我的大作被他们杂志的“主审”杨世光枪毙了。不久，我收到寄回来的已经排印好的小说清样，附有杨世光的审稿意见。杨世光认为徐霞客不是这样的，跟他认为的历史事实不符，于是撤稿。 　　《口干舌燥》是一部虚构小说，这位“主审”却把它当成历史著作。可惜我把杨世光那份审稿意见扔掉了，不然，倒是一份很有价值的小说研究材料。那不是小说的审稿意见，而是一份政治宣判书，非常可怕。我看完，吓得随手就扔掉了。 　　小说后来转过好多杂志，命运都很悲惨。 　　小说终于出版后，冒出来好多人，都代表徐霞客表示愤怒，好像三百六十年前给徐家当过门房抬过轿子似的。这很有中国特色。你写风花雪月，没人管你。你写徐霞客，满大街钻出好多人，人人都觉得自己有资格管你。 　　徐霞客生活在明末，那个时期江南的生活是很世俗化的。明末诗坛领袖钱谦益是徐霞客的哥们，他曾为《徐霞客游记》的整理出了一把力，还说这本书是“世间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钱谦益是性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