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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初蕉园诸子的女性自主意识 　　摘 要：清初出现的“蕉园诗社”，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女性诗社，女性作家从散落的个体及家族血缘小集团创作走向了有组织的群体联合。更有意义的是，蕉园诸子的结社、结集、契谊和作品，都有力地解构和挑战了传统的妇德，无不消解着男权的传统霸权，开启了女性觉醒意识的先河。 　　关键词：蕉园诗社 女性自主意识 文学创作 自身价值 　　明末清初，女子结社、切磋诗艺之风渐盛。清初浙江钱塘林以宁、柴静仪、冯娴等几个奇女子结成“蕉园诗社”，首开风气之先。作为清代及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女性诗社，蕉园诗社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蕉园诸子的人格品性及其作品的文化内涵，透露出强烈的女性自主意识。所谓女性自主意识，就是女性能够自觉地认识并履行自己的历史使命、社会责任和人生义务等，从而以女性特有的方式参与社会生活来实现自身价值。蕉园诸子以女性这一特定身份进行文学活动，并在这个过程中展示了女性探寻和发现自己的过程，借着诗词这一相对纯粹的抒情文体，对女性进行了全方位的角色诠释，使女性诗词表现出女性自我精神风貌的完整性。她们比前人更多地关照自身，寻求自身的价值意义，为女性意识的觉醒增添了浓重的一笔。 　　一、结社透出的女性自主意识 　　从中国的女性文学史观察，蕉园诗社女性从散落的个体及家族血缘小集团创作走向有组织的群体联合，自主结成诗社，这既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也是女性追求独立精神世界的外在体现。在这之前，也有不少女性迸发出时代强音，渴望在男权压制下获得一点自由之风，然而却并未召集起来成社，直到清初这一群闺秀集结成社，以独立的女性新姿态登上历史舞台，无论在文坛抑或是日常生活中都体现其独树一帜的女性自我关照意识。明末清初也曾出现家族内的闺秀唱和，如以商景兰为首的祁氏家族闺秀诗人群。商景兰本人与蕉园诗社颇有渊源。她曾住杭州，也曾流连于西溪湿地，还曾为蕉园诗社早期诗人张昊的诗集《琴楼遗稿》作过序，并对其大加赞赏，让家中闺秀学习张昊的雅正诗风，可见她对蕉园诗社和诗人的关注与嘉许。以商景兰为首的祁氏闺秀诗人群与当时以顾若璞为首的黄氏家族闺秀诗人群、柴静仪为首的柴氏家族闺秀诗人群遥相呼应，只不过祁氏闺秀诗人结成的梅市诗会只是随性而起的家庭聚会，而蕉园诗社更多的是有计划有组织且超越家族范围的诗人聚会。从梅市诗会到蕉园诗社，乃是闺秀诗社的进步和飞跃，也是女性自主意识的进步和飞跃。 　　蕉园诗人们常于春秋佳日举行一定规模的诗会，如“蕉园之订”“结社湖上游”“六桥舫集”等，成为一时之盛况。《国朝杭郡诗辑》卷三十对当时蕉园诗社的活动做过极为生动的描述：“是时，武林风俗繁侈，值春和景明，画船绣幕，交映湖滣，争饰明珰翠羽、珠髾蝉縠以相夸炫。季娴独漾小艇，偕冯又令、钱云仪、林亚清、顾启姬诸大家，练裙椎髻，授管分笺。邻舟游女望见，辄俯首徘徊，自愧弗及。”蕉园女诗人的行为与邻舟游女构成了强烈的反差，邻舟游女的价值取向无非是物质层面的妆饰夸炫，而蕉园女诗人却突破儒家女训的规定，在公共场合“授管分笺”，这种“拟男化”的全新价值取向，让邻舟游女自愧不已。作为“七子之秀”“五子之长”的灵魂人物林以宁，有《秋暮燕集愿圃，同季娴、又令、云仪启姬分韵》诗：“早起登临玉露瀼，画楼高处碧云凉。池边野鸟啼寒雨，篱外黄花媚晓妆。斜倚红阑同照影，闲挥绿绮坐焚香。溯洄他日重相访，一片蒹葭秋水长。”她们有的斜倚水边红阑干处凝思苦想，临波照影，有的在焚香中闲挥琴弦，无不在酝酿着吟思，上诗可谓蕉园诸子雅居唱和生动的群像写照。这些闺秀们早已突破传统的围墙，不再拘泥于柴米油盐的主妇生活，而是寻求自身的另一种价值。 　　蕉园女诗人“义结金兰”，自主成社，成员间超越辈分和年龄的结交唱和，追求精神之独立，彰显了蕉园女诗人们开始关注自我，谋求自我价值的独立意识。她们的结社是以坚决的行动，有力地解构和挑战了传统的妇德，“这种女性的自觉意识成为中国妇女开始踏上新的征程的先声”[1]。她们像男性一样走出家门，走向社会，饮酒赋诗，结伴同游。在结社的同时，女诗人们也大胆地与男性文人相接触，并从他们那里获得支持和帮助，钱肇基即为女性文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结集透出的女性自主意识 　　明人陈洪谟在《教女遗规》中曾说：“弄笔墨工文词者，有时反为女德之累。”中国古代的女性作者深受这种错位的“才德观”毒害，大都认同所谓的女性性别角色的规定性，以织饪为女性的本分，“词翰非所事也”，即使有所创作，也仅将诗歌当作偶尔适情之事；她们还深受女训观念的束缚，自觉地履行“内言不出阃外”的教条，恪守着所谓的女子之道。女性的书写文本是“内言”的集中展现，女性既然自我否定了其向外传播的价值，那么她们必须自我作贱，甚至常常焚毁自己心血凝成的作品，更不用说主动结集出版了。这只要看一看明末清初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