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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轮修志砥砺 一代志人成长 　　从《当阳县志》编辑到《当阳市志》主编总纂，喜看中青年方志工作者牛军之成长、成熟与成功的征程 　　牛军：1959年10月生，湖北当阳人。1976年参加工作，当过印刷工人。1983年从事地方史志工作。供职湖北省当阳市档案局、市史志办公室。系湖北省作家协会、省音乐家协会会员。出版歌词集《人到中年》、文集《史志论谈》。主编总纂《当阳市志》、《当阳艺文志》、《当阳年鉴》等10多部书籍。先后在《词刊》、《散文选刊》、《羊城晚报》、《湖北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文学艺术作品200多篇，获奖10多次，10多篇作品收入各类专集。在《中国地方志》、《湖北方志》、《宁夏史志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史志论文30多篇。 　　邵长兴：1928年生。鞍山市地方志办公室离休干部。主撰《中国地方志十件大事》、《中国地方综合年鉴十件大事》、《中国地方综合年鉴要闻录》、《全年新版方志年鉴学暨相关著述略》，主编《当代中国志坛群星集》，著有《邵长兴方志文存》。 　　两人的往来始于1995年6月，长兴自云贵川考察归来，急于一会自学成才的牛军先生，相约于宜昌市会面，牛军的蓬勃朝气与奋进不已的苦学与苦干精神，予长兴以极大震撼，自此成为忘年交之好友，交换书刊不断，互致函电不断。心灵相通，友情日笃。值此继县志之后《当阳市志》面世之际，乃有访谈之举。 　　长兴：“发展才是硬道理。”就志域来说，写出好文章、编出好志书，方可称得上好汉。您连续参与两轮修志，写出一批论文、且是在自学成才的征程上，“苦学”不已，“苦干”不已，始获此硕果。欢迎您先从“苦学”方面谈起吧！ 　　牛军：社会上有个流行的说法：“修志不得志，得志不修志。”修志是个艰苦、辛苦、清苦的“苦差事”。我就是个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苦的人。也许就是这个德行，我才有今天这个结果。我既不是中文系，也不是历史系的科班生，只是“文革十年”的普通高中生，在小说家刘心武的眼中是“文盲加流氓”的“垮了的一代”。论修志条件，我只能入另册。事情偏巧，上帝就给了我这个机会，就因为一次某机关一位领导在我工作的车间印刷校对书稿，知道我爱读书，又常常能在他的校对稿中发现文字错误，他才推荐我到地方志工作。我爱读书，也舍得买书。1981年，我的工资刚30元，就用22元买了一本1979年版的《辞海》，当时新华书店的营业员不相信是我个人买书，我抱着书离开时，他们见我没要发票才对我说，这是第一批的最后一本，前面还没有哪个私人买这本书的。1983年刚到地方志办公室工作，借调的3个人中没有一个人懂地方志。我也只好悄悄的写信到比我们起步早的兄弟单位求教，短短半年时间，我写了数十封求教信。有的寄来了自己编辑的杂志，有的寄来了自己油印的通讯，有的寄来了自己的编纂工作方案，有的寄来了自己的资料汇编。可以用“如饥似渴”来说明当时的求知心情。学习得越多，知道了越多，越觉得自己的知识能力不能达到工作的需要。为了全面的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我从自己微薄的工资中挤出资金，购买了《左传》、《史记》、《资治通鉴》、《二十五史》等大量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和历史文化方面以及常识、词典类书籍。上个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我平均每月购书10多本，每年订阅报纸期刊20多种。90年代初在北京出差期间，我带回了近百本图书，其中《春秋经传集解》（全4册）、《左传纪事本末》（全3册）、《水经注引得》、《四史评议》等30多本书是我在10多家古旧书店淘得的。一次到荆州博物馆参观，我没有来得及看完展品，却购回10多本有关荆楚文化历史的书籍。还有一次到武汉出差，在书店看见一套张正明先生主编的《楚学文库》18本，因身上的钱不够，只买了14本，回家时口袋里只剩2角3分钱，至今遗憾没有购齐这套书。30多年来，我的藏书达到了6000多册。我的藏书是按《中国图书分类法》登记、编排、上柜的，这样查阅利用便捷。读书时，我喜欢在书中用不同颜色的圆珠笔划上符号，有的圈点，有的划线，有时用序号重新组合别人的文章，然后将自己与作者不同的观点写在书眉上。有时将书中好的观点、好的例子，摘抄下来制成资料卡片。我搜集剪报资料有300余本，卡片资料5000多张，抄录笔记本50多个。学习上我崇尚“学习、学习、再学习”这一句，别人学一遍，我学三遍，总会比别人领悟的东西多一点，我想这就是长兴老师说的“苦学”吧。 　　长兴：有人说，您在自家的书屋中建起一座高等院校的中文系和历史系的小课堂，以铁杵成针的精神，通过苦学既完成了学士的学业，也完成了硕士的学业，得以在方志领域中大显身手，委实可喜可贺。接下来，您在谈谈“苦干”方面的事例，如何？ 　　牛军：作为私人藏书，在当阳我可能是名列前茅的。在藏书中我读了一些书，说是完成了学士、硕士的学业，恐怕还远远达不到。不过，书读多了，人的认知能力自然也会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在《当阳县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