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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媒体时代的网络治理：网络围观现象解读 　　摘要：在社会转型背景下，公民参政、议政的主体意识空前高涨，社会呈现出一幅以“网络话语符号”为标识的匿名狂欢景观。当前的网络围观带有典型的主体行为动机差异性的特点，暴露出理性与冲动、有序与错乱相交织的复杂特色。理性网络围观需要构建透明、公开的网络环境，同时，大众媒介的舆论导向、网众自身的理性认知也是营造理性网络围观氛围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网络治理；网络围观；公共能量束；话语场；群体极化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168（2014）06-0024-05 　　一、当前网络发展的现状 　　中国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3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早在2008年6月30日，我国网民总人数已达到2.53亿人，跃居世界第一。截至2013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进一步达到5.91亿人，较2012年底增加2656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44.1%[1]。根据梅特卡夫特定律可知，网络价值等于网络节点数的平方，网络价值与互联网的用户数平方成正比[2]。网络具有便捷性、包容性、及时性、突破时空限制等特性，其社会影响力早已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它是社会现实在网络虚拟世界的印证，又是一种异化。不管网络社会到底是真实世界的反映，还是“妖魔化”的真实世界，网络社会作为客观存在，以一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影响价值判断、公共议程、政策执行等事务，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对于广大网民群体而言，在传统的“全能式”政府管理体制下，公权力在公共治理与社会管理领域把持着主导性的政治话语权。尽管宪法明确赋予公民的参政议政、社会监督权利，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上述权利得不到发挥。一方面，公众缺乏强有力的参政议政的能力；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公权力的强势主导地位，公众也没有太多参政议政的机会。但是，自网络社会诞生以来，特别是自媒体时代来临后，网络社会所能提供的虚拟平台，无疑为公民的参政议政、社会监督、制造公共舆论提供了机遇与舞台。在自媒体语境下，信息传播完全摆脱了时间与空间的局限，人人都是记者，个个都是监督员，一个微小社会问题在网络世界就能瞬间形成“燎原”之势。网络围观超强的时效性，围观效果的“立竿见影”性，让网众发现了表达政治诉求的新渠道，一群原本无组织的“乌合之众”，通过持续高频高密的舆论造势，在“意见领袖”的“带领”之下，过滤掉“沉默的螺旋”的异见，形成“群体极化”之势，最终汇聚成一股“话语流”，对某一社会现象、社会行为进行口诛笔伐，吸引更多社会公众甚至是政府高层的注意力，迫使政府迅速做出决策，解决社会问题。这种“疾风骤雨”式的政府运作模式，确实让公众有种“久旱逢甘霖”的畅快感，正如社会上流行一句话：“上诉不如上访，上访不如上网”。网络围观的直接效应，让公众切实地品尝到了网络围观的胜利果实。但长此以往，这必将扰乱正常的法律、司法程序，导致法院、检察院等职能机关形同虚设，反过来又制约网络监督功能的发挥。同时，这也会为一部分趁乱浑水摸鱼的不法分子，提供借机造谣滋事、煽动公众舆论、谋取私利的渠道，助长这股不正之风。这不仅会扰乱虚拟世界的社会秩序，更会破坏现实世界的社会生活。 　　二、网络围观的概念与内涵的界定 　　网络围观是以网络平台为媒介支撑，以网络聚焦与放大功能为技术保障，以强大舆论攻势与舆论倒逼为围观手段，通过对事件的性质、进展产生实质性影响，以最终实现解决社会问题为目的的现象。“网络围观”彻底颠覆了威权治理体系下精英主导“信息源”与话语权的治理模式。 　　国外学者对“网络围观”颇有研究，但研究视角各异。如有些学者将网络围观视为公民在网络社会的政治参与行为，是“公民在网络上表达他们的政治态度、信仰和观点”的过程[3]。有些侧重于网络围观的效用。如Krueger认为网络降低了政治参与在时间和金钱上的成本[4]。也有学者侧重关注网络围观对社会所带来的具体社会影响。如Norrander认为政客凭借网络舆论感知公众情绪，进而策略性调整其公共政策[5]。Levasseur则强调网民在BBS和网络论坛上，其言辞与行动对政客行动的影响。这些网络围观不仅有利于形成与凝聚公众意见，更有助于决定公众舆论[6]。 　　国内学者的研究大多将“网络围观”作为审视社会矛盾与政府治理的透视镜，对“网络围观”研究更多侧重其整体性。有的学者从“网络围观”的价值秉性出发，将其视为“网络群体性事件”[7]。也有学者从网络暴力角度解读围观行为，认为网络围观现象是“引爆”现实群体事件的“导火索”，本质上是“一种无序甚至是非法的网络事件”[8]。也有学者认为网络围观是后工业时代政府问责的新思路、新模式，网络“放大镜”使得政府官员的不称职行为即刻聚焦并被放大，从而极大地提升了网民的“话语权”[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