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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学跨界研究 　　鲁枢元，著名文学教育家，本刊顾问。生于1946年，现任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苏州大学生态批评研究中心主任；山东大学特聘教授。兼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文艺学跨学科研究，在文艺心理学、文学言语学、生态文艺学诸领域有开拓性贡献。坚信性情先于知识、观念重于方法，学术姿态应是生命本色的展露。代表作有：《创作心理研究》（1985）、《文艺心理阐释》（1989）、《超越语言》（1990）、《精神守望》（1998）、《生态文艺学》（2000）、《生态批评的空间》（2006）、《心中的旷野》（2008）、《文学的跨界研究》（2011）、《陶渊明的幽灵》（2012）等。1988年被国家人事部命名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中，设置了5大学术门类、58个一级学科、573个二级学科、近6000个三级学科，仅只这个数字，听了就让人感到恐怖。 　　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现代性反思的深化，对于现代学科制度的批判声音日益高涨，有识之士纷纷指出：壁垒森严的学科分类割裂了人类知识的系统性、有机性，与人类整体知识相隔离的专业知识的单一发展有可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反而会损伤人类的整体利益；脱离了人类整体知识的“专业知识”、“专业人士”易于为某种权力驯化，在对学科“超级专业化”的迷恋中消泯了学者的良心与责任，沦为某些专制势力操纵利用的工具；与权力结合的专业知识更容易产生学科的排他性，学科的长期封闭终将制约学科自身的发展；学科过度的单一化、专门化，还有可能限制乃至窒息了学者的兴趣与灵性，使学者被学科所异化，削弱了学者的创新能力。甚至还有学者指出：学科分类带来的科技进步已经严重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酿造生态危机的原因之一。学科分类、学科建设的前提，首先是要认清自然的复杂性及其相互关联性，不但要避免在学科之间设立人为的鸿沟，甚至在所谓“有知者”与“无知者”之间，也并不存在一条鸿沟，学科的跨界研究具有天然的合理性。 　　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人的心灵，是一个有机整体，所谓学科范围、学科界限，只是人为划分的。学科与学科之间的界线也许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泾渭分明、森严壁垒。学科与学科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也许比我们设想的更为普遍，更为常见。如果说任何学科的界限都不是截然分明的，那么，文艺学学科的界限大约是所有学科中最模糊的。文艺学学科前的那些对这门学科做出巨大贡献的学者，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卢梭、歌德；孔子、庄子、陆机、刘勰、严羽、李卓吾、王国维等，显然并非文艺学的专家；当代世界上对于文艺学做出重要贡献的一些人，如尼采、萨特、卢卡契、海德格尔、马尔库塞、拉康、福柯、詹姆逊、赛义德等，也都不是文艺学的专家，而往往都是横跨哲学、政治经济学学、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语言学、文字学、宗教学、人类学、考古学甚至医学、生物学、物理学的通才。或许，他们对于文艺学的卓越贡献正是得力于他们对于诸多学科的贯通。 　　通常，人们喜欢把一门学科的建设比作构筑一座宏伟的殿堂；就我个人来说，我还是愿意将文艺学比作一棵树，一棵将根须深扎于大地、将枝叶伸展向云天的大树，将文艺学学科建设比作一棵树的成长。这棵看似独立支持、界限分明的树又必然是生长在一个庞大的生态系统之中的，它将它的树根深扎进大地，将它的枝叶拓展进天空，它虽然不是石头，它却从石头中吸收矿物质，它虽然不是河流，它却从河流中吸收水分，它虽然不是云彩，它却从云彩中承接雨露，它虽然不是太阳，却从太阳中接纳阳光，它虽然不是走兽，却从走兽那里汲取有机营养，它虽然不是飞禽，却要靠飞禽为它传播种子、延续其种族的生命……当然，与此同时，它也在与这个生态系统进行着物质的交流、能量的交流、信息的交流，为蓝天、白云、飞禽、走兽付出自己的贡献。对于文艺学学科这棵大树来说，本土的文化传统就是它丰腴的土壤，西方的文艺思潮就是它迎面扑来的季风，哲学、美学、心理学、语言学、伦理学、宗教学、教育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考古学、生态学……就是它生命不可缺少的阳光、雨露和各种养分，所有这些学科通过各种方式滋养着、浸润着这棵大树的生长；同时文艺学也在为这些学科施加着自己的影响，这是一种双向互动的过程。 　　如果从1963年考上大学中文系算起，我与文艺理论结缘也已经50年。50年里本着对文学艺术的近乎本能的热爱，读了一些书，思考了一些问题，尝试着进行了一些研究，也写了点东西。20世纪80年代初，迷上了文艺心理学，尤其是文艺创作心理的研究，几年后又热衷于对文学言语奥秘的探讨，到了90年代则又把兴趣转移到生态学的领域中来，希望在文艺学的视野中引进“自然之维”，运用生态学的观念重新审视人类的文学艺术活动。半个世纪过后，回首望去，才发现我的文艺学研究似乎是属于跨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