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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慈善思想形成的原因 　　摘 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张謇提出了比较系统的慈善思想。慈善思想是张謇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张謇慈善思想的组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思想的源起主要是儒家的仁爱思想、西方的慈善思想、近代“地方自治”思想、商人的正名思想。 　　关键词：张謇；慈善思想；原因 　　张謇慈善思想的形成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明末清初，以博施济众为己任的张謇系统总结了前人的慈善理念，在儒家的仁爱思想、西方的慈善思想、近代“地方自治”思想、商人的正名思想的影响下，提出了自己的慈善思想。 　　一、儒家的仁爱思想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和核心，他融入与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和心理素质中，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涵和基本内容。儒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知识体系，它蕴含了许多有助于公益活动和慈善事业成长与完善的宝贵资源，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它在人性论、同情心、仁爱思想、仁政思想、仁政观念、义利价值观、道德人格、忧患意识等层面可以为我国慈善事业的振兴和公益活动的实践提出精神动力、思想支持、自然基础、道德权威、价值导向、文化规范等”。[1]大同社会的蓝图和推己及人的思想更是其核心内容给。 　　张謇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的熏陶，儒家的民本精神和仁爱思想深深的体现在他的公益活动中。“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孔子讲“仁者爱人”，“推己及人”。孟子认为，仁就是恻隐之心，它是与生俱来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2]恻隐之心、同情之心是人做善事的内在动力，是促使人产生内在冲动和引发行善行为的根本动因。正是有对他人不幸的同情和怜悯，人才会去扶危济困、助人为乐。这与西方思想家所强调的“慈善”的含义是相一致的。休谟曾经指出：“怜悯与慈善关联，慈善借一种自然的和原始的性质与爱发生联系。”[3]作为清末“状元”的张謇，一生饱读诗书，加之生长在海门农村，对劳动人民的疾苦耳濡目染，从而使其有了与生俱来的民本思想。出于儒者的本能，张謇亦格外关注民生，从而使张謇的慈善思想萌芽逐渐成长。 　　纵观张謇，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传统儒者的形象。张謇的门人曹文麟在为《张啬庵先生九录》作序时名言：“吾师生平，放之成瀛海万国之为人。而道德学问经济文章，则皆由善读经传来也。”[4]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张謇思想儒学思想的本源。在张謇剧本的慈善活动中，他有发表这样的演说：“夫养老，慈善事业，迷信者谓积阴功，沽名者谓博虚誉。鄙人却无此意，不过自己安乐，便想人家困苦。虽个人力量有限，不能普济。然救得一人，总觉安心一点。”[5]张謇还教育其子张孝若说：慈善虽与事业、教育有别，然人道之存在此，亦不可加意，儿需论之”。[6]从这可以说明，张謇真正身体力行了孔子倡导的“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一切从自己做起，力矫宋儒只说不做之弊。 　　二、西方的慈善思想 　　近代中国社会的嬗变与西方文明的渗透是有很大关系的，清末民初是中西文化冲撞交融的时期，中国的慈善思想受到了西方慈善思想的很大影响，张謇慈善细想的形成亦是受此影响。 　　张謇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清末民初，张謇创办了近代企业，参与组织宪法运动，而其大力兴办慈善事业。中国的国门被西方的传教士打开后，西方的传教士就不断的涌入中国内地，虽然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传教，但他们带来的慈善思想，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起了积极的作用，对于有志于拯救民族危亡的实业家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张謇受了此影响，认为兴办慈善事业是实现“共和”的条件之一。张謇将慈善与实现共和联系起来是受到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启发和触动。1912年张謇会晤了李提摩太。李提摩太在谈话中指出，中国必须普及教育与公共卫生，兴办实业，推行慈善，才能实现共和，步入强国之列。他说：“中国非真能实现普及教育、公共卫生，大兴实业，推广慈善，必不能共和，必不能发达。行此四事，一二十年后，必跻身一等国，能行二三事，亦不至落三等国。”[7]张謇正是受此影响，才意识到慈善同实业，教育都是实现民主共和、富国强民的途径。 　　张謇认为慈善是改造社会，促进社会转型，富国强民的途径之一。这就意味着慈善的社会功能应从维护社会正常发展转为促进社会转型。这无疑是对慈善社会功能的一种拓展，这是受西方慈善是想影响的结果。于是张謇将慈善作为教育与工艺以外的独立事业，来推动近代社会的进步和转型。 　　张謇所处的东南沿海地区，人们在举办传统的慈善事业时积极效仿西方，吐故纳新；试图向近代化转型，如义赈上海协赈公所、盲哑学校等，这一转变在张謇的慈善思想中可以得到较为全面的体现，同时也是张謇受到影响的例证。如张謇所言“今日我国处于列强竞争之时代，无论何种政策，皆须有观察世界之眼光，旗鼓相当之手段，然后得与与竞争之会”。[8]随着西方慈善思想的涌入和传播，中外的慈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