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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西方党际监督比较研究 　　[摘要]政党、国家和社会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主要构成要素。作为社会结构的一部分，政党对于民主政治系统的运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中国和西方国家一样存在着多个政党并内含着政党相互监督的意蕴，但由于中西方政党体制、监督结构等方面的不同，决定了两者的政党政治呈现不同的发展态势。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是理解该问题的一个重要视角。 　　[关键词]中国；西方；结构功能主义；党际监督 　　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10X（2014 　　作为政治权力运行的控制机制，政党监督正在随着公共权力运作的逐步完善而成为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支撑。宽泛意义上的政党监督既包括政党内部对自身运作和党内成员的监督，也包含外部力量对政党行为特别是对执政党行为的监督，而后者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本文即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探讨参政党或在野党对执政党的监督。 　　一、共识：党际监督的合理存在和正向价值 　　从逻辑上讲，要探讨党际监督问题，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执政党需要被监督吗？只有解决了执政党是否需要被监督的问题，才能顺着这个逻辑思路继续探讨执政党被监督的可能性和现实操作性问题。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我们党要在全面加强自身建设的基础上，着力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同时，党的十八大报告还提出，党要“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1]（P27），这体现出我们党对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的鲜明态度。推进党际监督，对于我们这个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同历史时期的大党而言，永远是一个不能停止思索的命题。 　　对于党外监督，党的历届中央领导集体都是高度清醒的。基于对党和政权建设中可能出现问题的判断，毛泽东在充分肯定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的同时，也意识到腐败等产生的根源并未完全根绝，必须对权力进行监督。1945年，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提出的问题时就提出了“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人人起来负责”的民主新路，体现出对监督本质的充分体认。他还鼓励全党通过对中国历史上各个王朝人亡政息和历代农民起义无不失败案例的分析，提高全党对保持人民政权纯洁性的认识，树立“两个务必”的坚强信念，避免“进京赶考”的失败。新中国成立后，他更是强调要加强对党的各级组织和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甚至提高到了“防修反修”的高度。毛泽东这一时期的党际监督思想可概括为：在民主党派存废问题上，提出无论从过去还是从将来来说，都应该保留民主党派这支重要的监督力量；坚持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指导方针；要实现真正的互相监督，不但共产党要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更要监督共产党。邓小平在1957年也阐发了共产党要接受监督的思想，提出在中国只有共产党有资格犯大错误，如果不接受监督就要脱离群众。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提出，“我们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当然也要有监督，有制约”[2]（P256），并逐渐形成了依靠制度和法律加强党际监督的思路，保障个人民主权利、让人民有表达意见的机会和平台是搞好党际监督的基本前提；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发挥民主党派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看问题、出主意的优势；要坚持并完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提高党际监督的制度化水平，为国家的建设以及社会发展凝聚广泛力量。新的历史条件下，江泽民也提出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自觉倾听人民群众和民主党派的意见，自觉接受人民群众和民主党派的监督，重申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方针的重要性，并特别强调“主要是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3]（P349）。十六大以来，胡锦涛继承了我们党关于加强对执政党监督的一系列理论、制度和做法，不但明确提出民主党派对我们党的监督是我国社会主义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要求提高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可以说，作为参政党的民主党派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监督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的政治自觉，更是公共利益超越党派利益的生动体现。 　　现代意义上的政党起源于西方，经历了几百年的运转，已经形成了许多成熟的理论、制度和体制机制，在党际监督方面已形成一套固定的规则、程序和方法。第一，在西方人看来，“既然政党代表的是一部分人的利益，那么，许多阶级、阶层、集团的利益由许多个政党来代表，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4]（P162）。因此，不同的政治理念或不同的政策主张就不能全系于一党，由此，反对党理论在西方逐渐生根发芽，反对党存在的合法性和必要性也渐次为人们所接受，多党竞争格局最终形成。第二，西方国家的执政党并不固定，往往要经过定期或不定期的竞选才能取得临时性的执政地位，所以党派竞争本身就是最大的监督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