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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时通信时代的网络规制变革 　　【摘要】 “微信十条” 发布引起海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国家通过管源头、管资质、管信息加强微信立法管理，用法律保障用户通信自由和社会公共秩序。文章根据互联网时代的三个阶段，从自我规制、政府规制到即时通信阶段的社会规制展开纵向研究。另外，以美国、欧盟和中国对即时网络的监管为例，探讨代码规制向国家规制途径的转向，充分论证了即时通信时代网络规制理念和方式的重大变革。 　　【关键词】微信十条 网络规制 即时通信 　　石长顺，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曹霞，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生。 　　【作者信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构建和发展现代广播电视传播体系研究》的阶段性成果（13AXW008）。 　　当代互联网已超越门户网站时代、社交媒体时代，进入以人的关系、信息及时流动、平台间开放共享为核心的即时通信时代。微信作为一种新型即时通信工具，以基于“朋友圈”关系网络的信息传播、超自由的民意表达方式，以及呈几何级增长模式的信息传播速度，提升了社会传播的模式和信息传播机制，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交往方式和社会生活方式。 　　目前微信用户已突破8亿，月活跃用户约3.96亿，公众账号数量达580万个，并以每天1.5万个的速度增长，已成为移动互联网最重要、最受欢迎的应用之一。庞大的用户群体、巨量的信息传播，在没有有效监管的状态下渐次乱象丛生。据2014年8月7日《焦点访谈》报道：仅2014年上半年，作为微信平台的运营者，腾讯的安全中心举报平台收到的关于谣言、诈骗等信息的举报就多达6000万条。在享受微信等即时通信应用带来传播便利的同时，也遭受着社会失序的困扰，这严重破坏了网络传播秩序，给我国公共领域的构建及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带来了阻碍。 　　一、自由与秩序：从历史观照到当代审视 　　近年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以下简称“国信办”）联合工信部、公安部等部门集中整治即时通信工具中公众信息发布的违法违规行为。2014年8月7日，国信办又正式发布了《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被网民简称为“微信十条”。消息一经发布，就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有民众担心，加强微信立法管理后，微信个人朋友圈的网络表达自由、信息自由等功能将受到限制。其实，这种担心大可不必，言论自由与社会秩序是有机的对立统一体。 　　早在互联网的婴儿期，美国政府就预见性地在新修订的《联邦通讯法》（1996.2.8）中，专设一章《传播风化法》，以管理互联网上淫秽和色情的内容。然而，即便是这一最基本的社会规范，也招致部分人的反对，最具代表性的是互联网自由的斗士John Perry Barlow在当天发布的一个赛博空间的宣言中，呼吁不受规制的、实施开放的互联网，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自由主义的声音。 　　自由，作为“一种文明的造物”，它把人从具有反复无常要求的小群体的羁绊中“解放出来”，是人类“最高政治目的”。然而，如哈耶克所言，自由之所以成为可能“是经由那种同时也是自由之规的文明之规的进化”造就的，也就是说“我们之所以享有自由，实是因我们对自由的约束所致”。[1]因此，社会秩序“作为为其他一切权利提供了基础的一项神圣权利”，与自由同样具有最高的价值。自由与秩序两者之间既有张力，又相辅相成，并在法治下“开放且抽象的社会”趋于适当平衡。这既是现代社会本身持续稳定的内在原因，也是社会规制所追求的最高境界。自由与秩序是辩证的关系。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允许谣言、暴力、欺诈、色情、恐怖信息传播。综观传媒管理的历史和实践，一方面是个体对媒体自由的追求，另一方面是社会对媒体进行管制与限制的要求。 　　在今天这个高度信息化的时代，言论表达的方式和渠道愈发多样，从传统报刊书籍到广播电视、网络论坛、微博、微信，大大提高了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从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到民生领域，众多议题的民众声音由于获得了多种表达渠道而变得日益有力。特别是微信等即时通信工具的迅猛发展，让用户通过指尖上的转发、分享、围观、点赞、评论，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另外，即时通信工具传播内容和传播方式的碎片化使得微信用户更接近于即逝公众，[2]“坏消息综合征”“震惊体验”和“速度魔鬼”紧紧地与之缠绕在一起，真假难辨的小道消息、不胜其烦的名牌代购和“无责任”转发，逐渐成为“朋友”们的新习惯。各种网络失序现象时有发生，言论自由和社会秩序严重失衡。在即时通信时代，互联网已发展到成熟时期，尽管还存在互联网的非政府化规制理念，但在互联网规制机构和机制的形成上，由政府发挥关键作用，诚如“微信十条”用法律保障用户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同时规定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社会和公众利益，还是世界大多数国家的通用做法。 　　二、无序与有序：从自我规制到社会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