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权益保护模式的转型——基于《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87+条之探析.pdfVIP

第一辑 《环境保护法》修改法律问题研究 3 为的行政性质也就难以否认。不少学者也持类似的观点。 监测数据的效力问题也是一个令人困绕 的问题。在将监测数据用于行政处理程序时，如果这些监测数据没有法律拘束力，那么监测数据除 了耗费一些监测机构的资源外就失去了任何实际意义。即使一方不服也无需救济——只需不加理睬 就可以了。如果赋予其法律效力，则一方不服时应当给予救济的机会。由于我国环境行政处理程序 被认为是“调解”行为，不能因此提起行政诉讼—— 当然不服的一方也可以无视他的存在。因此，无 论是否赋予环境监测数据以法律效力，对于行政处理程序来说都无足轻重。 当事人将监测数据用于民事诉讼的情况下，监测机构为一方提供证据是否违背了民事诉讼的基 本原则尚且不论，诉讼过程中也回避不了对于该监测数据的审查问题。如果对这一行政行为在民事 诉讼中不加审查就予以采信，具有不利影响的另一方则可能对该行为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审查，从而 导致民事审判与行政审判对同一行为的效力作出不同认定的困境；如果在同一民事诉讼中对该具体 行政行为进行审查，作出矛盾判决的可能性是消除了，但基本的诉讼法理论和法治原则却受到了挑 战。4 理论上的困境不能不对这一制度实施的实际效果产生影响——最常见的是围绕着监测数据效 力的旷日持久的诉讼，纠纷尚未陷入科学泥潭先已陷入法律泥潭之中了。 4．该条规定无视环境民事责任的特殊构成要件和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我国通说认为，环境民 事责任的承担采取无过失责任原则、不以违法性为要件、因果关系推定、举证责任倒置等特殊规则。 那么，从保护受害人的角度看，让受害人委托环境监测机构提供监测数据就没有多大必要。因为监 测数据（甚至还不是结论）只能提供两个方面的证明：污染行为是否存在以及污染行为是否违法， 无法直接证明污染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前一种作用对于受害人来说意义不大 ——直观的事实比抽象的数据更能证明污染行为的存在；后一种作用对当事人来说则没有必要—— 因为无论违法与否，造成了损害就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即使监测数据能够对因果关系的证明起到间 接作用，受害人也无须用监测数据来加以证明——这不是受害者而是加害者的责任！因此，“当事 人可以委托环境监测机构提供监测数据。环境监测机构应当接受委托，如实提供有关监测数据。” 这一规定的最大受益者更可能是加害者。因为这一规定似乎隐含着加害者可以以“不违法、因果关 系没有科学依据”作为抗辩的理由。而受害者则被迫拖入因果关系证明的科学泥潭之中，承担了他 本不必承担的义务。 （二）事实层面的分析 在实际运行中，这一制度至少会遇到以下问题： 1．加害人委托监测时监测结果的可信度问题。正如前面的分析，加害人也可以根据这一规定 委托监测。这就难以排除加害人对环境监测机构的监测行为做好足够的准备，比如在污染排放轻、 污染后果基本消除的时间、地点等实施监测，从而得出不利于受害人的监测结果。 2．受害人委托监测时加害人的配合问题。现在对于正常的执法检查排污企业尚且百般阻挠百 般拖延，以致环境行政部门不得不想出有奖举报、夜半突击检查这样的办法，5 没有理由相信排污 企业在受害人委托环境监测机构对其进行监测时会予以充分配合。因此，这一制度实施起来必定困 难重重。 3．监测数据的滞后性问题。环境监测机构应当“如实提供监测数据”是指污染行为进行时的监 测数据、损害发生时的监测数据或是接受委托后进行监测获得的数据?理论上讲，污染行为进行时 的监测数据和损害发生时的监测数据更真实，但是在环境监测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很难获得。6 环 境监测机构接受受害人委托进行监测时，也许排污企业早就做好了准备，获取的监测数据早就难以 “如实” 了。而且根据一个在后发生的行为也无法得出该行为应当对在这一行为发生前的损害承担责 任的结论。 4．监测数据难以反映复合污染问题。单个污染企业的行为或许不会产生损害，但是在多个污 染源共同造成损害的场合，即使每一污染源不足以造成损害，也应当对损害后果承担责任。尽管在 7 不同污染者之间承担按份责任还是连带责任的问题上存在争议， 但任何一个污染者都应当承担责 3 参见蔡守秋：《从我国环保部门处理环境民事纠纷的性质谈高效环境纠纷处理机制的建立》，《政法论坛》2003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