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吴中文人的生存困境及其矛盾心态--以“吴中四杰”为例.pdfVIP

明初吴中文人的生存困境及矛盾心态一以搿吴中四杰”为例 (中共河南省委党校科技文化教研部 周海涛) 【内容提要】吴中文人在明初普遍遭遇到了生活困境与矛盾心态，以“吴中四杰”最为典 型．尽管他们具体的遭遇不同，但共同遇到了以下矛盾，表现在四个方面：(一)向往“隐 逸”与被迫“出仕”的矛盾；(二)对新朝抱有“希望”与命运多舛而“哀怨”的矛盾；(三) 履职“责任”与。思乡”之苦楚的矛盾；(四)表面“颂圣”与内心“畏祸”的矛盾．以高、 杨、徐、张为个索分析，既可以看出“昊中四杰”整体性中的差异性，也可以看出其差异性 中的整体性，从而把握整个吴中文人群体在明初的遭遇及心理状态． 【关键词】昊串四杰被召哀怨乡情畏祸 吴中文人在元明之际经历了三个政权时代：元末、张士诚据吴、明初。其中，元末和张 士诚据吴时期，吴中文人普遍怀抱“旁观者心态”∞。入明以后，朱元璋对吴中文人“征召”， 但和张士诚“征召”不同：其态度与手段都更加强硬，甚至对士人先流放，后“征召”。而 且，士人“被召”之后，还要严格规矩的履职“责任”。因此，吴中文人陷入了空前的生存 危机与矛盾心态。他们长期以来的“旁观者心态”，也以更加隐晦曲折的方式表现出来。“吴 中四杰”(以下简称“四杰”)身上集中体现了明初士人的普遍性。 一、“隐逸’’与搿被召一——以高启为例 早在割据斗争时期，朱元璋就比较注重对士人的“征召”，而且能做到礼贤下士。大明 一统后，他对士人开始强硬起来：一是他开始有能力在全国范围内对士人之出处进行‘调控”； 二是出于统治之方便，他需要对士人进行针对性的整顿，如吴中文人。据统计，从洪武元年 至十四年，大规模的“征召”就有七次。…203当然，这种“征召”既体现了“思”，更带有 “威”之性质。他甚至下诏：“寰中十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 为之过。”心口28因此，他也首创了“寰中士夫不为君用，罪至抄扎”…¨o的制度。 于是，大量吴中文人“被召”。对于“四杰”而言，“被召”的途径又不同：高启于洪武 元年(1368)“被召”修史：杨基先被徙居临濠，后“被召”；徐贲徙居临濠后，一度选择隐 居，然后“被召”；张羽在明初先隐居杭州，然后“被召”。 在“四杰”中，高启的“被召”稍显幸运：一是他没有经历“徙濠”之苦，二是他最早 入仕。当然，高启也认识到了这种荣耀，在写给妻子的《召修元史将赴京师别内》中说：“我 志愿稗国，有遂幸在斯。加餐待后晤，勿作悄悄思。”¨担N尽管也舍不得离开家乡与亲人， 但高启还是有“有幸稗国”的自豪感。然而，这只是高启“被召”心态的一个方面。刚刚上 路，他便开始思念家乡：“乌啼霜月夜寥寥，回首离城尚未遥。正是思家起头夜，远钟孤棹 宿枫桥。”(《将赴金陵始出阀门夜泊》)37他甚至开始质疑自己的抉择：“胡为此行迈，霜 露劳局促?王事靡敢辞，非关徇微禄。”(《早发七桥》)H埋H此时高启才道出了心声，原来“被 召”并非是为了享受俸禄，而是“王事靡敢辞”。带着这种心理压力，所以在路上遇到老乡 时，高启并没有首先考虑托老乡带话同家，而是询问其在京的生活状态，“欲寄故乡育，先 询上京事。”(《赴京道中逢乡友》)m仃舳高启似乎意识到了未来的福祸无常。当然，这种敏感 o“旁观者心态”是左东岭提}I{的关于7e代文人普遍性心态的一种看法。他把这种心态分为三种表现情态： 政治参与热情和责任感的淡漠、政治．0道德的分离、生活态度的闲散‘j个性的自我放任。(左东岭．／CIW之 际的种族观念与文人心态及若干问题[J]．文学评论．2008第5期)需要说明的足，张．}：诚据吴时期，虽然 大量的吴中文人参与其中，但由于张：t诚政策的宽松，他们的此种心态依然自．生存字间。 665 并非多余，“被召”只是拉开了其悲剧人生的序幕。 洪武二年(1369)八月，《元史》成。高启被授官，初为翰林编修，第二年旋被授予户 部侍郎，但高启力辞，上应允，赐白金放还。高启在南京的生活前后达三年。三年中，高启 应该是尽职尽责的，朱元璋对他也比较满意，否则也不会授予其“户部侍郎”一职。高启在 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也写作了大量的“颂美”作品。整体看来，这些作品可分为两类：一 类是饱含思想感情的，如《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送沈左司从汪参政分省陕西汪由御史中 丞出》、《封建亲王赐百官宴》等；一类是纯粹“应制”的，如《洪武二二年十月甘露降后庭柏 上出示侍从臣启获预观嘉瑞因赋诗颂之》、《圣寿节早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