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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岩松AB面中国 我选择站中间 对话：白岩松 李多钰 当各类重大社会事件发生时，“白岩松说”已经成为当下最被关注、依赖、认可的声音之一。有人认为白岩松是“正确先生”，并以此为他冠名，白岩松却认为，他恰恰是很多时候不太正确的一个；有人认为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的尖锐、犀利，他却告诉我们，这是因为，他一直选择站在中间。 你认识的白岩松，永远穿着笔挺西服，永远面部表情严肃，永远在说话，说着说着，眉头上就有了隐隐的“川”字纹路。 所以当摄影师建议他做出一副平易近人的表情时，他故意叹了口气，“平易近人就不是我了”，他还引用朋友的评价，“我只有说话的时候才像‘我’。” 这是白岩松的A面，被大众传媒放大到家喻户晓。当然他还有B面，自得其乐，他热爱音乐，正打算来一次系统聆听，贝多芬51张唱片他听到了第41张；他喜欢足球，长期保持广电部门最佳射手的美誉，也有球友抱怨他见到球就开始“霸权主义”。但这些，对于这位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成长于80年代、成名于90年代、在今天达到职业巅峰的新闻人、评论员而言，都是碎片。 人们对他真正的质地，有诸多猜度，譬如“正确先生”，然而白岩松开宗明义，“我跟这个词完全是反的，很多时候我是不太正确的”，他觉得虚假是简单的，因为你容易指出它假在哪儿，“比虚假更可怕的是塑造”。他表情严肃，语句铿锵，作为一个有痛感的知识分子，他决定站在繁花似锦和烈火烹油的中间。 我迷恋的不仅仅是发声 “你能在周边找到任何一个用中文来关注新闻的平台能跟中央电视台比较的电视传媒机构吗？没有。对一个做新闻的人来说，这个平台还是最好的地方。” F：你现在的表达及方式是你觉得必须要做的事情吗？ 白：对，《新闻1+1》五年前开播，那时很多人都在劝，包括我的老大哥，都说评论的时代还没有到来，不要去做，风险系数非常大。做主持人不会得罪很多人，那不是我的责任，但是做了评论就会得罪人，所以那年我在《南方周末》上说“正式进入得罪人的时代”，但是能不做吗？1993年做《东方时空》的时候，孙玉胜在大会上讲话，希望通过好记者培养出好主持人，通过好主持人培养出好评论员，我是按照这条路往前走的。我也一直跟台里的人强调，观点成为新闻的时代已经到来，原来评论是新闻的附属，现在有的评论超越新闻，成为比原来新闻还要大的新闻。 F：当下有很多暴戾语言，但你的语言一直是相对准确的，得体的。 白：很多人会把这解读为体制内和体制外我会去掌握某种分寸，这只是其中一部分，我在体制外依然可能是这样说话的，为什么？因为我站在中间，骨子里是建设性的，哪怕话语有时候左了有时候右了有时狠了有时平和一点，中轴线一直约束着你。要恪守的是两点，一是思考必须理性，不能情绪化；二是语言要感性，有很多人说岩松是理性的，我觉得是因为我用感性的方式表达理性的意思，如果我用理性的方式表达理性你早调台了。 F：应该说对于央视来说你是第一个评论员，也是形象最鲜明的一个，或者说，唯一的一个。 白：主持人是栏目的动物，只有新栏目的诞生才会诞生新的主持人，而这几年央视以及整个中国电视的改革跟不上时代的需求。这不是评论员的问题，没有几年主持人的历练，没法成为一个评论员。 F：可能对全世界的电视界来说，评论员都是稀缺的。 白：对，但在国外起码它有一个清晰的路径，年轻人先去跑两个“车”，救火车和救护车，而后成为外派记者，到一个小地方一路往回干，成为不错的记者后再从中选拔成为替补主持人。在美国电视的黄金时代，男主持人不上50岁想成为真正的主角是不可能的，可是在中国我还不到50岁就已经被誉为“老人”了。为什么我们今年很认真地纪念了《东方时空》的20 周年？大家怀念那个时代，说明对现在有不满意的地方，希望迈的步子更大一些。但同时又不必那么悲观，因为互联网的进步以不可阻挡的趋势往前走。看看搜狐、腾讯、网易、新浪，哪个不是一开始就是民营的还在美国上市？他们的体量注定要激烈竞争，有什么可担心的？我一点都不悲观。电视公信力和每天占用受众时间依然排在第一位，只是很多指标糟糕了，还好没有发生器质性病变，如果进行行为干预，我们可以重新变得健康―改革，顺应市场、时代以及新闻的规律。 F：我觉得电视创新最严峻的还是在新闻方面，娱乐方面地方台已经十分活跃了。 白：我恰恰觉得在新闻领域还留有很大一块空地竞争不足。有好多人说，白岩松你为什么一直在中央电视台？从经济的角度你也不值啊，我说没办法，新闻在这儿。你能在周边找到任何一个用中文来关注新闻的平台能跟中央电视台比较的电视传媒机构吗？没有。对一个做新闻的人来说，这个平台还是最好的地方。 F：如果有一个国际化的媒体平台呢？ 白：不可能，我是讲中文的，没有任何亲戚在美国移民，也不可能移民，北岛说过一句话是“中文是我唯一的行李”，而中文是我谋生的手段，我当然还是在讲中文的地方。 F：你对杂志也很关心，是你自己喜欢看，还是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