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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崛起的法治之路 【作者简介】 张建文，西南政法大学教授、俄罗斯法研究中心主任。 研究方向：中国民法学、中俄比较私法、公共与私人财产法研究。 主要著作：《转型时期的国家所有权问题研究》、《俄罗斯知识产权立法法典化研究》、《俄罗斯民法典编纂史研究》等。 摘要 俄罗斯在其崛起进程中，经历了三种不同的政治制度：专制帝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同时，它也不断地修正本国的法治理念，特别是从法制到法治的持续性转变。俄罗斯把推进私法的法典化作为一项使命，随着法制精神和理念不断增长，司法经典化成为执政者的治国理念和执政方式。通过对俄罗斯民法典编纂活动的回顾，可以发现俄罗斯大国崛起进程中从法制到法治，从工具主义的民法典编纂理念到本体主义的民法典编纂理念的转变。 关键词 俄罗斯 民法典编纂 法治之路 俄罗斯的崛起之路，无论是从公国到帝国，还是从沙俄到苏俄，以及从苏俄到新俄罗斯，与法制观念的逐步深入和民法法典编纂活动的迭次展开密切相关。可以说，在俄罗斯，法典编纂活动就是一个政治问题。①本文以俄罗斯近现代历史上的三次最著名的民法典编纂活动为视角，透视俄罗斯大国崛起进程中的法治之路。 俄罗斯帝国民法典编纂浪潮：史上最持久的民法典编纂运动 从民法典编纂的角度看，俄罗斯是世界上民法典编纂运动最频繁的国家。早在18世纪初期，私法法典化就成为俄罗斯帝国政府的重要任务。这个时期正是西欧近代历史上开明专制主义兴起的时代，彼得一世治下的俄罗斯也试图建立合乎法律的国家，其标志就是1700年彼得一世设立的专司法典编纂与立法体系化的法典编纂局②。自公国到帝国的两百多年间（1649年至1917年），俄罗斯专制政府分别进行了13次（民）法典编纂，但均告失败。在这近两个世纪的时间内，每个新任沙皇都曾试图编纂新的法典，连续成立了多个法典编纂委员会，但其成果最终都没有成为法律。③1835年，在斯佩兰斯基的卓越领导下，帝国政府成功编纂了《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和《俄罗斯帝国法律全集》。但这部汇编性质的诸法合体法典，具有明显的优士丁尼法典的特征，与现代的作为立法活动的民法典编纂相去甚远，民法的独立化与现代化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在1882年～1915年间，受到德国民法典编纂运动的强烈刺激，俄罗斯帝国也试图对民法进行根本改革，其所起草的1905年俄罗斯帝国民法典草案虽然已经完成并得以公布，但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未完成立法程序。 尽管俄罗斯的民法典编纂多以失败告终，但其在起草过程中却能够以合法君主制所体现的法制思想为源头，以开明专制主义为动力，推动艰难而独特的俄罗斯现代化的崛起进程。如，叶卡捷琳娜二世所领导的新法典编纂委员会所讨论的主要问题涵盖了俄罗斯作为现代化国家崛起的全部基本问题，通过贵族特权诏书和城市特权诏书的阶段性成果，率先赋予贵族和商人以人身自由和财产自由，将俄罗斯帝国建成为一个法律上的等级制国家，最终在1861年通过废除农奴制改革实现了全体国民在法律上的普遍自由和平等。这种逐级推进、缓慢施行的法制实践几乎是所有大陆型国家崛起中所共有的现象，值得引起注意。 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俄罗斯的历史发展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法制精神和理念不断增长并成为执政者的治国理念和执政方式的过程。正如当代著名俄罗斯社会学家米罗诺夫所说，从17世纪到20世纪初，俄国政体处在不断发展变化时期。他的结论是：“在俄国，法制国家已初具规模，法律至上、司法行政及权力分散是其本质属性，依据行政法规及合理制度施政的官僚阶层是其基本工具”，“事实终归是事实，俄国社会有法可依，君主及其政府基本依法行事”。④强调专制君主必须恪守法律的法制意识和守法精神强烈地体现在沙皇身上，亚历山大一世曾说：“对众人而言，皆应遵循同一之法。若朕先行违法，则何人还将遵纪守法视为己任？即便朕可以超于法之所限，然而，朕并不想为之。朕不信世上尚有不合法之公正。恰恰相反，朕深感理应率先遵纪守法。他人可不求全责备，朕则难以逃脱公正之审判。”⑤叶卡捷琳娜二世、亚历山大一世、尼古拉一世以及后来的历任沙皇也都具有强烈的法治意识。 苏维埃俄罗斯的民法典编纂之谜：社会主义与民法典 从十月革命初期起，列宁就认为苏维埃国家的立法活动和法律的系统编纂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法令的系统化和法典的编纂。1917年，以司徒契卡为首的司法人民委员部成立了专门的法典编纂司，于1918年开始着手制定无产阶级国家的第一部刑法典。 1922年，苏俄民法典的成功编纂并通过，令世界大为惊奇，吸引了全世界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法学界的目光，而令资产阶级法学家们大惑不解的是：为何革命者在以破坏一切旧事物的精神打碎旧的社会组织与治理手段（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的同时，又迫不及待地制定了通常被认为是私有财产制度之产物的民法典？ 以列宁为例，他极为重视法典编纂活动，亲自参与各项法典的制定工作，对法典的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