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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与宏观调控精细化 　　对新常态问题的研究，笔者认为要搞清楚三件事。一是搞清楚经济增长潜力，科学判断经济增长潜力是避免过度刺激的基础。二是搞清楚我们要保的到底是GDP增长，还是就业增长，还是合理的失业率。三是在有了正确调控目标之后，如果确实需要一定程度的刺激，那么应如何避免刺激带来太大的后遗症，包括杠杆率上升过快、经济结构重型化、国进民退、产能过剩等。 　　搞清楚增长潜力 　　大家都认同，目前经济的增长潜力肯定比2007年之前低了。2007年之前可能在10%左右，现在的潜力到底是多少？8%，还是7%，还是6%？这些数字之间一个百分点的差别，对宏观政策来说，就是很大的不同。如果是8%，而目前实际运行在7.5%，就是低于潜力，或“产出缺口”为负，一般来说宏观政策的微调方向就应该要略微松动；如果增长潜力是7%或者是6%，那么7.5%的增长就说明经济过热，“产出缺口”为正，则一般来说宏观政策就没有必要松动，而应该反向操作。 　　从经济学角度看，对短期经济增长潜力的判断至少有如下几个方法。首先，判断在目前经济运行情况下，经济是处于偏通缩还是偏通胀的状态。如果经济呈现出通缩的征兆，则表明投入品的利用率处于低位，经济增长潜力没有被发挥出来，如果在需求方加一点刺激，则短期增长速度可以得到提升，通胀不至于太高。相反，如果通胀压力较大且继续上升，则表明实际增长速度超过潜力。其次，考察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如果利用率明显低于正常水平，则表明经济增长低于潜力，否则是高于潜力。可惜的是，我们目前没有公开的、有较大覆盖面的企业产能利用率数据。当然，对什么是“正常”利用率也会有争议。最后，判断目前就业情况。如果失业率高于“均衡失业率”并继续上行，说明劳动力供给过剩且趋于严重，经济增长就很可能低于潜力，反之则很可能高于潜力。 　　要判断长期经济增长潜力，应该研究并争取量化一系列长期结构性变化因素的影响。一是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顶峰已过，在未来几十年内，我国劳动力供给会出现逐步下降的局面，而劳动力供给减速会导致增长潜力下降。二是治理环境的成本。这里我们限于讨论治理空气污染的成本。三是消费者偏好从商品转向服务。理论和实证研究都表明，当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之后，消费者对商品消费的需求弹性就会下降，对服务消费的需求弹性则会上升。这种需求结构的变化会引导产业结构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但是，制造业通常比服务业有更高的生产率增速，因此向服务业转型一般伴随着经济增长的减速。四是经济领域的一系列改革将提高民企和混合制企业占经济的比重。由于民企和混合制企业较国有企业有着更高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前者占比将提高经济增长潜力。 　　搞清楚宏观调控的目标 　　以前，如果搞清楚GDP的增长潜力，就可以判断经济增长处于潜力之上还是之下，并根据此“产出缺口”的正负来确定宏观调控的基调到底是要松一些还是紧一些。因此，过去一个普遍被接受的观点是，保增长就是保就业，保就业就是稳定劳动力市场。这个判断的前提是，经济增长与就业率之间存在稳定的正相关关系。在劳动年龄人口和劳动参与率的趋势、经济结构变化、经济周期都比较正常的情况下，这个关系一般是存在和稳定的。 　　但是，我国现在的情况比以前更复杂了，这个判断就未必成立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上述三个变量（GDP增长、就业增长、就业率的变化）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在某些情况下，就业与就业率之间甚至不是正相关的。第一，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增长提高一个百分点能够带来的就业增长幅度不是恒定的。第二，同样的资金，投在基建、地产和重化工业所产生的GDP能够创造的就业远远小于用来支持中小企业和服务业所能创造的就业。这是由于基建、地产、重化工业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而中小企业和服务业多为劳动密集型的。第三，如果劳动力供给开始下降，则保持一定的失业率所需要创造的新的就业就会越来越少。也就是说，就业增长和失业率之间的关系也会弱化，甚至在一个阶段内可能逆转。与去年下半年相比，今年前几个月的经济增长在减速，但人社部公布的“求人倍率”却显示出劳动力市场更加供不应求，意味着失业率在下降。李克强总理最近披露的城镇调查失业率的几个月度数值也证实了这个趋势。这说明，在劳动力供给趋势出现结构性变化的特殊阶段，经济增长的趋势与就业率的趋势可以是背道而驰的。 　　由于上述三个变量的相关性的弱化，政府以哪个指标为依据来确定其宏观调控的目标就显得十分重要。选择不同的指标，会导致不同的“最优”宏观调控取向、力度和方式。 　　从中长期来看，我们的调控目标应该从保GDP增长逐步过渡到保证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即均衡失业率）。这反映了“以人为本”的政府对民生的关注将逐步超越对GDP的关注的必然趋势。这种目标转型的经济基础是随着人均收入的水平的提高，进一步提高物质生活水平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