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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研究现状对于高校英语教学的启示 摘要：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逐渐深入，国际社会的交往越来越多地走进了我们的视野。现代化的进程加速了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流通，跨国域、跨民族、跨文化的经济和社会交往与日俱增。这就给中国学术界的学者们带来了新的挑战，要求他们要有很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对于本国和外国的文化有较全面深入的认识，能与外国友人进行跨文化交流。本文将针对中国目前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研究现状做一个详细介绍。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能力 人际交流 文化 英语教学 1、国内研究现状 跨文化交际能力融合了跨文化和交际能力两个层面的含义。交际能力概念最早由社会语言学家Hymes在1972年提出，即交际能力学说。他认为交际能力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 一是形式是否可能；二是实际履行是否可行；三是根据上下文是否恰当；四是实际上是否可完成。Kim（2001）运用社会心理学、应用语言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把影响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各种因素总结成一个由认知因素、情感因素和行为因素组成的新模式。认知因素主要包括头脑的开放性、对事物复杂性和多样性的认识以及视野和角度变通能力，情感因素主要包括移情能力、对不确定性的容忍度以及能够克服偏见与民族中心主义等，行为因素包括处理交际问题能力、建立和维持互相关系的能力以及完成交际任务的能力。Byram（1997）构建了一个跨文化交际能力模式。该模式由知识、技能、态度和性情、行为取向构成，语言能力、社会语言能力及语篇能力与这些构成因素结合才能形成跨文化交际能力，且它们之间是互动关系.Canal和 Swain（1980） 认为交际能力由语法能力（grammatical competence）、社会语言学能力（ sociolinguistic competence）、语篇能力 （ discourse competence）和策略能力（ strategic competence）所组成。 跨文化交际学是一门源于美国的学科，上世纪60到70年代，这一学科在欧美得到迅速发展。跨文化交际学强调对所有文化的尊重以及多元文化主义的积极作用，而事实上，该学科发展则长时间地以欧美国家的研究为主导，其理论基础研究以及方法学也打上了很深的欧美研究的烙印。近20年的研究数据表明，我国在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方面还与美国有很大差距，虽然国内也逐渐涌现出众多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的学者专家，但国内研究还远远不够。 贾玉新（1997）认为跨文化交际能力包括基本交际能力系统、情感和关系能力系统、情节能力系统与交际方略系统四个方面。基本交际能力系统包括交际个体为达到有效交际应具备的言语和非言语行为能力、文化能力、相互交往能力以及认知能力；情感和关系能力系统包括移情能力和交际者在交际中使用正确的交际策略能力；情节能力系统包括遵循意义和行为逻辑的一般情节能力以及超越和改变自己习惯遵循的规则的超级能力；交际方略系统包括在交际过程中因语言或语用能力有缺陷而达不到交际目的或造成交际失误时所采用的一系列补救方略。高一虹（2002）提出了“跨越”与“超越”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理念。文化的“跨越”使指目的文化知识和交际技能的获得；文化的“超越”是指意识到文化的差异或定型的存在，能够以开放、灵活、有效的方式进行跨文化交流，在跨文化交际中“生产性”地建构自我认同。杨盈、庄恩平（2007）认为跨文化交际能力由全球意识系统、文化调试能力系统、知识能力系统和交际实践能力系统共同组成。全球意识是跨文化意识和跨文化思维的综合体；文化调试能力是一种在跨文化环境中根据文化特征调节自身行为的能力；知识能力在跨文化交际能力框架下主要指对小写文化（Little Culture）的掌握；交际实践能力涵盖语言交际能力、非语言交际能力和交际策略。 在欧美学术界，虽然对“跨文化能力”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而且对于“跨文化能力”的内涵以及怎样培养“跨文化能力”的构想也不尽相同，但Gertsen（1990）建议的“跨文化能力”的三分法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他认为“跨文化能力”包括跨文化情感能力、跨文化认知能力和跨文化行为能力（潘亚玲，2008）。跨文化情感能力是一种激发个人反应的能力，学会处理有冲突的文化现象的能力；跨文化认知能力则是在外国文化环境下对于信息的传播能力；跨文化行为能力则强调提高本国文化的交际形式并能与另一文化的人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能力（Gertsen，1990）。综合国内外学者对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涵义以及分类的研究，虽然他们都保持各自的见解，但是很容易便可以发现其中还是有一些相同点，以Kim（2002）为国外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的代表人物，贾玉新（1997）为国内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的代表人物，基本所有学者都一致主张跨文化能力的情感能力、认知能力以及行为能力。 综上所述，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是与跨文化